建文八年的春闱，像一把锋利的刻刀，在大明的科举史上划下了新旧交替的印记。
金陵贡院外的红墙下，烫金的皇榜刚一悬挂，便围得水泄不通。人群中，既有捋着胡须、盯着榜上前十名传统士子姓名点头的老儒，也有踮着脚、在榜尾搜寻 “格物书院”“应天府官立中学堂” 标注的年轻学子。
“你看那周明远，出身苏州格物分院，经义答卷虽只列中等，可那篇《江南水利疏议》，竟用数算推演河渠流量，连督水御史都在卷上批了‘务实可用’！”
“还有松江府中学堂的林婉儿，一个女子竟能在‘工商律例策’里点出市舶司税制的漏洞，阅卷官们争着传阅她的卷子呢！”
议论声里，几家老牌书香门第的马车悄悄驶离。往日放榜时，这些门第前总挤满道贺的宾客，今日却只剩朱门紧闭，门环上的铜绿在春日里透着冷清。与之相反，城南的格物书院分院外，红绸从门楼垂到街角，爆竹声如惊雷滚过青石板街，几个穿着新式学堂制服的少年，正举着同窗的捷报往闹市跑 —— 新学弟子能凭实务本事登科，这消息比春闱榜单更让百姓振奋。
科举这根指挥棒，终于不再只围着 “四书五经” 转。当朝堂开始接纳懂数算、通格物、知律例的人才，民间观望的目光也变了：开明的商户开始把儿女送进新式学堂，连往日只教女儿针线的富户，也愿掏学费让姑娘学算账、看图纸 —— 毕竟 “清贵” 不能当饭吃，可会算商船载货量、能看懂织机图纸的本事，却能让子女在日后的生计里站稳脚跟。
《全民教育法案》推行近两年，通都大邑的官立小学堂早已 “一位难求”。苏州府的官小甚至要加开晨课，才能容纳报名的学童；杭州府的学堂扩建时，百姓还主动出工帮忙 —— 教育的星火，正从城镇往乡野蔓延，眼看就要成燎原之势。
可燎原的路上，总藏着没烧尽的荆棘。
这日午后，朱允炆在文华殿批阅奏折，案上摊着教育革新司的规划图：湖广要在武昌、长沙建两所中学堂，江西则计划在南昌、九江设分院，图纸上用红圈标着选址，旁注着 “可容千名学子” 的字样。他刚在图上批了 “准行”，通政司的太监便捧着密奏匆匆进来，脸色凝重：“陛下，南直隶松江府急报。”
密奏拆开，字里行间满是火药味：松江府的几家大族，联合了当地守旧的士绅，竟煽动乡民阻挠新学堂建设。他们拿着写满 “圣贤言” 的木牌，在官府选址的田埂上喊口号，说 “新学堂不拜孔孟，专教奇技淫巧，会把子弟教成‘离经叛道之徒’”；更过分的是，上周刚建成的乡学塾馆，竟被一群不明真相的乡民砸了 —— 门窗被拆，课桌上的新书散了一地，连墙上挂的《皇明疆域图》都被撕成了碎片。
朱允炆指尖摩挲着奏疏上的墨迹，眸中并无波澜。他推行新政这些年，最清楚旧观念的顽固性 —— 那些大族的士绅，靠垄断 “科举门路” 世代享特权，新学堂让平民子弟也能读书登科，等于断了他们的利益根基；而乡民们不懂新政好处，只听士绅说 “土地被征了没饭吃”“子弟学新学丢祖宗脸”，自然容易被煽动。
他提起朱笔，在奏疏上落下遒劲的字迹：“着南直隶巡抚周伯昌严查首恶，按《皇明律》惩处，不必姑息 —— 但只惩主谋，勿牵累乡民。另，命《金陵新报》派记者往松江，采写新学堂学子的前程案例，比如去年松江中学堂毕业的徐二郎，如今在苏州织局管技术，俸禄比寻常秀才高两倍，让百姓知道新学能带来实在好处。学堂建设暂避乡野，先在府城、县城稳固根基，等民心顺了，再慢慢往乡下推。”
既不激化矛盾，又能敲山震虎，还能用舆论正视听 —— 朱允炆放下朱笔时，窗外的海棠正落着花瓣，他知道，教育革新本就是场慢功夫，得用时间和事实磨掉旧观念的棱角。
处理完松江的事，朱允炆没回后宫，而是往皇城西北角走去。那里有座青砖黛瓦的院落，门楣上挂着 “皇家英才苑” 的匾额 —— 这是他专为皇子皇孙设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