术！“好一个‘相地衰征’！损有余而补不足，合天道，顺人情！士子此论，振聋发聩！然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透出务实者的审慎，“划分等级，如何确保公允？税率高低，又何以精算？此非空言可定。”
“故，需‘数’！”周鸣掷地有声，“欲定等级，需有凭据；欲算赋率，需有根基。请大夫予我数日，授我权限，遣数名通晓田亩、精于书算之小吏随行，并调阅近年田亩册与粗略收成记录。我将亲赴田间，观地气，察物性，收集‘数’据，以此为基，推演‘衰征’之可行方案，定其等级，算其赋率，务求精准，再呈大夫定夺！”他终于将“数据”和“计算”这两个核心概念，以“推演之基”、“求精准”的名义，光明正大地提了出来。
田穰凝视周鸣片刻，见他眼神坦荡坚定，毫无闪烁，终于重重点头：“善！即依士子所言！府中吏员、田册，任尔调用。所需人手，即刻拨付！”他取下一枚小巧的青铜鱼符，递给周鸣，“凭此符，可通行封邑各处，调阅册籍。望士子速行，秋收不等人！”
握着那枚还带着田穰掌心微温的鱼符，周鸣感到一股沉甸甸的责任与无形的压力。这枚小小的符节，是信任，更是踏入权力与利益荆棘丛的通行证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周鸣如同一台开足马力的数据采集器，带着两名由田穰指派的年轻文吏（一名叫奚仲，性格沉稳，精于书写；另一名叫少梁，眼神机灵，擅长心算），以及一名熟悉本地田亩的老农夫，一头扎进了郯邑广阔的田野。
秋风带着凉意，吹拂着泛黄的粟浪。周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，不再是那个高居堂上的“异士”，而是一个沾满泥土的调查者。他蹲下身，抓起一把泥土，在指尖捻磨，感受其黏度、颗粒粗细、颜色深浅（黑壤、黄壤、沙壤）。他仔细观察田地的坡度、向阳背阴、与沟渠水井的距离。他走入田间，拨开沉甸甸的粟穗，目测其密度、穗长、籽粒饱满度，并与紧邻的另一块田对比。
“老丈，”周鸣指着脚下颜色明显深黑、粟株格外粗壮的田地，“此田往年收成如何？比之那边坡上黄瘦之地，相差几何？”
老农佝偻着腰，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敬畏又夹杂着愁苦的神情：“回…回先生话，这‘黑油洼’可是咱郯邑有名的肥地！风调雨顺时，一亩能打三石好粟！那边坡上的‘鸡爪岗’？唉…全是沙礓子，存不住水，老天爷赏脸也就一石出头，年景不好，颗粒无收也是常事…可…可交的税，都是一样多啊！”老人浑浊的眼中满是无奈和不平。
周鸣默默记下。他让奚仲在一块削制平整的木牍上，用刀笔刻下：“黑油洼东区，土色黝黑，黏稠肥沃，近水源，坡缓向阳。老农言丰年亩收三石余。评级：上上。”又指向远处一片颜色泛白、粟株稀疏的低洼地：“那片呢？”
“那是‘碱窝子’！”老农连连摇头，“看着平，一下雨就涝，水退了地皮一层白碱，苗都烧根！种啥都半死不活，一亩能收个五斗就谢天谢地了！可税…唉…”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少梁在一旁飞快地心算着比例，低声对周鸣道：“先生，上田与下田，收成竟可差五六倍！赋税同额，确实不公至极！”
周鸣点头，心中已有初步分级：上上、上中、上下；中上、中中、中下；下上、下中、下下。九级划分，足够在现有认知水平下反映差异。他们又走访了数十处不同地貌、土质的田地，周鸣耐心地询问农夫，记录下他们口述的“好年景”、“平常年景”、“坏年景”的收成范围。这些经验数据虽然模糊，却是构建模型不可或缺的基石。
查阅田亩册的过程更令人头大。册籍由粗糙的竹简编成，许多字迹已模糊不清。记录混乱不堪：有的只记户主名和大概位置（如“城东十里”）；有的标注了田亩数，但单位不一（“亩”、“畹”、“步”混杂）；关于田地质量的记载更是稀少且主观（“好地”、“薄地”）。更麻烦的是，许多豪强大户的田地记录语焉不详，显然是被有意模糊处理。
“先生，这…这如何能用？”奚仲看着一堆杂乱无章的竹简，面露难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