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存乎其间：日月经天，朔望有期，此周期之数也；草木生发，枝干比例，此结构之数也；水流湍急，随势缓急，此比例之数也；人心向背，损益权衡，此概率之数也！”
“数非死物，乃万物内在之秩序，大道运行之轨迹，可感可察之‘道’也！”他明确地将“数”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，是“道”在现象界的可量化表现。
“循数而究其本源，析其关联，明其所以然，此谓‘理’！理者，逻辑之链，因果之绳，规律之网也！得‘数’明‘理’，方能窥见天道运行之枢机，此乃《易》之真谛！”他确立了“理”（逻辑、规律）作为认知“数”和“道”的核心工具。
他进一步刻下方法论的核心：
“欲明数理，当循四则：一曰‘观象’。非仅观天象，乃观万物之象，察细微之兆，集其‘数’据（如田亩之广狭、粟米之丰歉、物价之涨落、人心之向背）。二曰‘建模’。以《易》之卦爻为基，或自创图符，构建事理之‘象’（模型），摹拟其关联变化。三曰‘推演’。以‘理’为绳，循模型之路径，演算其发展之可能，权衡其利弊得失。四曰‘验证’。以实践为验，观推演之果是否合于实象，不合则修正模型，再行推演。四者循环往复，如环无端，乃格物致知之正途！”他清晰地勾勒出科学方法的雏形——“观察-建模-推演-验证”循环。
理论需要工具。周鸣对现有的算筹计算法进行了优化。他制定了更清晰的标准：不同颜色的算筹代表不同类别的变量（如红色筹表土地、黑色筹表人口、白色筹表钱粮），并严格规定进位和运算规则（加、减、乘、除、开方雏形）。更重要的突破是图表的运用。
他在一块打磨光滑的大木板上，用炭笔绘制。他将复杂的决策问题，如“是否应趁春旱疏浚某条支渠”，分解成关键因素：劳力投入（需多少人日？）、耗费粮秣（多少粟？）、预期收益（增加多少灌溉面积？增产几何？）、风险（工程失败率？天气突变概率？）。他用算筹代表数值，用线条连接表示逻辑关系或影响路径，构建出一个简易的决策树或流程图。
“先生，此图…似星斗轨迹，又如河洛之书？”年轻的淳于毅被允许进入书房，他看着木板上那由线条、符号和算筹构成的复杂网络，眼中充满震撼与困惑。他是少数在明伦台后，依旧对周鸣思想抱有炽热求知欲并获准接近核心的人。
“此乃‘推演之图’。”周鸣指着图表解释，“将事理拆解，各要素以‘数’量之，以‘理’（线条）连之。观其全貌，何处为瓶颈？何处有增益？何处藏风险？一目了然。再以算筹代入不同方案之‘数’，推演其最终结果，优劣立判！此图，便是‘建模’之形！”他将抽象的数学模型，可视化成了符合时代想象的“河图洛书”式图谱。
周鸣开始向淳于毅和另外两名经过考验、心思缜密的年轻门徒（奚仲、少梁）系统讲授《易数玄章》的思想。讲授地点，有时在书房，有时则移至府邸内一座简陋的夯土观测台上。此台是田穰应周鸣要求所建，虽不高，却视野开阔。
“观象，乃根基。”冬夜寒风凛冽，周鸣裹着厚厚的毛裘，指着观测台上简陋的圭表（测日影）和刻有简易角度的木制量角器（测星月高度），对三名弟子说道，“欲明农时，需观日影长短之‘数’，察星辰方位之‘变’，记录寒暑交替之期！欲知年景，需观云气聚散之形，测雨水多寡之量，访老农经验之谈！此皆‘象’，蕴藏未来之‘数’！勿空谈玄理，当俯首于地，仰观于天，收集点滴之‘数’，方有建模推演之基！”他强调实证与数据积累。
他将《周易》的卦爻系统拆解为状态模型，演示如何用算筹模拟不同状态转移（如从“乾”变“姤”，代表阳刚状态遭遇阴柔因素的介入）。他教导他们如何用图表分析一个市集纠纷中各方的诉求（利益数值化）和可能的和解方案。他布置任务：记录连续三十天的星象位置、风向风速、郯邑主要粮价波动，寻找可能的关联规律。
挑战也随之而来。最大的难关，并非理论本身，而是如何“翻译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