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拾珍”行动满载而归的巨轮陆续靠岸，带来的不仅是冰冷的机器和泛黄的图纸，更是一场将对共和国社会结构、经济格局乃至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的剧烈化学反应。高岩很清楚，将这些耗费巨资（尽管是抄底价）和外交资源换来的“硬货”与“活货”真正转化为国力，是一场比采购本身更加艰巨的挑战。
工业发展总署和格物院联合成立的“技术消化与吸收办公室”以前所未有的高效运转起来。来自鲁尔区的精密机床被分配至沈阳、汉阳等核心机械厂，随设备而来的德意志工程师们立刻被请进车间，与共和国的技术人员、老技师组成攻关小组。语言不通，就靠图纸、手势和简单的翻译词汇交流；标准不一，就对照着《工律》和德文手册，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地校准、磨合。
“精度，还是精度！”在汉阳兵工厂的车间里，留着大胡子的德意志工程师汉斯·穆勒，指着刚刚加工出来的一个炮闩部件，对着中方负责人连连摇头，用生硬的中文夹杂着德语比划，“这里的公差，必须控制在0.01毫米以内！你们的刀具材质和冷却液配方，必须改进！”
车间主任，一位八级老师傅出身的老党员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在亲眼目睹按照穆勒要求调整工艺后加工出的部件，其光洁度和配合精度确实远超以往时，他沉默地拿起游标卡尺，亲自反复测量，最终重重一点头：“改！就按洋……按穆勒先生说的办！”
这种场景在各个接收了新设备和外国专家的厂矿里不断上演。冲突、磨合、学习、提升……共和国的工业体系，正在以一种近乎痛苦的“填鸭”方式，强行吸收着远超自身当前水平的养分。效果也是显着的：特种钢材的合格率稳步攀升，精密零件的加工能力跃上新台阶，化工厂的产品纯度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。来自北美的内燃机生产线在天津安装调试，虽然初期磕磕绊绊，但毕竟标志着共和国自主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梦想照进了现实。
然而，技术的消化仅仅是第一层。更深层次的变革，发生在社会层面。
“拾珍”行动带来的不仅仅是机器，还有伴随机器而来的、更为隐蔽的“生产关系”和“管理文化”。德意志专家强调的流程化、标准化、数据化管理，与共和国原有的一些基于经验、人情和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产生了激烈碰撞。年轻的技术员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新的管理知识，而部分习惯了“我说了算”的基层干部则感到无所适从，权力受到了挑战。
更大的涟漪，荡漾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水面。为了支付庞大的采购费用和外国专家的高额薪酬，财政部不得不加大“银元券”的发行，同时加大了对国营企业的利润上缴要求，并开始尝试发行“国家建设债券”向民间募资。这无形中加速了货币的流通和资本的集中。
与此同时，随着大量轻工业设备（尤其是来自英吉利的纺织机械）的投入和投产，市场供应开始变得丰富。原本紧俏的棉布、肥皂、暖水瓶等商品，逐渐变得容易买到，价格也有所回落。这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，也催生了一批敏锐地抓住机会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。一些原本在“拾珍”行动中作为代理商的民间商人，凭借其信息优势和与政府的良好关系，积累了第一桶金，开始尝试投资小型工场，雇佣工人进行生产。一种新的社会力量——依附于国家资本、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兴工商业者阶层，正在悄然萌芽。
这种变化，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传统势力的奶酪。
江南水乡，一座深宅大院内，几位身着长衫、气质儒雅中透着精明的士绅正在品茶议事。他们是苏南一带拥有大量田产和传统钱庄业务的旧式精英代表。
“刘公，近日市面上，那‘飞鸽’自行车、‘灯塔’肥皂是越来越多了。”一位瘦削士绅放下茶杯，忧心忡忡道，“听说都是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新厂子里出来的。长此以往，我们乡间土布、手工皂的销路，怕是……”
被称作刘公的老者，是他们的核心，他缓缓捋着胡须，眼神深邃：“不止如此。官府如今发行这‘建设债券’，名义上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