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海硝烟散尽，共和国海空军用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，将约翰牛远东舰队的傲慢与偏见一同击沉于碧波之下。捷报传回，举国振奋，长久以来压抑在民族心头的那口闷气，为之一舒。然而，总统府内的气氛，在短暂的振奋后，迅速被一种更深沉、更富侵略性的战略谋划所取代。高岩的目光，越过已暂时平静的南海，投向了那片更为广袤、资源更为丰富，且正因欧战而陷入权力真空的东南亚腹地——中南半岛。
“约翰牛在远东的爪子被我们剁掉了一只，短时间内难以恢复。北极熊在西线被我们顶得寸步难进，攻势已显疲态。高卢鸡深陷欧陆泥潭，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，早已摇摇欲坠。”高岩站在巨幅的东南亚地图前，手指沿着蜿蜒的海岸线，从北部的东京湾（北部湾）一直划到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，“如今，正是我们打破旧有殖民秩序，将影响力深深楔入这片‘南洋粮仓’与‘橡胶王国’的天赐良机！”
一场代号为“南进”的综合性战略行动，在最高统帅部的密室里，迅速被勾勒出清晰的轮廓。这不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冒险，而是一场融外交恫吓、情报渗透、军事威慑与经济侵蚀为一体的全方位博弈。
外交先锋，舆论造势。
共和国外交部首先行动起来。他们并未急于发表赤裸裸的领土声明，而是巧妙地利用此次南海大捷带来的威慑效应，以及欧战背景下殖民体系的松动，频频向仍控制着印度支那的高卢鸡殖民当局施加压力。外交照会的措辞依旧保持着表面的礼貌，但核心要求却异常强硬：要求高卢鸡当局“切实保障”在印度支那的广大华侨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；要求其对共和国商品“进一步开放市场”，降低关税壁垒；更暗示其对当地“某些反抗殖民统治、追求民族自决的正义力量”应保持“最大限度的克制与理解”。
同时，共和国控制的舆论机器开足马力，连篇累牍地报道印度支那各族人民在高卢鸡殖民统治下遭受的“压迫与苦难”，大力宣扬共和国的“解放者”形象与“泛亚细亚”共荣理念（尽管高岩内心对此嗤之以鼻，但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却颇为有效），在国际国内营造出共和国有权、也有责任“关心”中南半岛事务的强烈氛围。
情报渗透，“越盟”暗棋。
就在外交舆论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，内卫府与军情局联手执行的“木棉花”计划也悄然启动。数支由精通当地语言、熟悉丛林环境的情报员和特种作战人员组成的小分队，以商人、探险家、甚至难民等多种身份为掩护，通过陆路和海路秘密渗透进入印度支那北部山区。他们的首要任务，是寻找并接触那个名为“越盟”的反殖民武装力量。
在凉山附近一处隐蔽的丛林营地内，共和国特派员“李先生”终于见到了越盟的领导人之一，那位身材瘦削、目光却如鹰隼般锐利、化名“阮爱国”的革命者。
“我们关注越盟的正义事业已久。”李先生开门见山，语气坦诚而有力，“高卢鸡殖民者是你们和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共和国愿意向你们提供必要的援助，包括武器、弹药、药品、资金，以及……军事顾问。”
阮爱国冷静地审视着眼前的来客，并未立刻表现出热情：“我们需要的是真诚的盟友，而非新的宗主国。共和国的条件是什么？”
“条件很简单。”李先生微微一笑，“在我们共同将高卢鸡势力驱逐出印度支那北部的过程中，越盟需与共和国保持战略协同，允许共和国使用指定的港口和机场，并在战后……承认共和国在该地区的特殊经济利益和战略存在。我们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自决，但前提是，这片土地不能落入其他列强之手，尤其是……正在南边虎视眈眈的约翰牛，或者可能卷土重来的北极熊。”
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。阮爱国沉默良久，他深知借助外部力量的风险，但面对强大的殖民者和自身力量的薄弱，他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。最终，他伸出了手：“合作愉快。为了印度支那的解放。”
军事部署，双管齐下。
外交与情报战线取得突破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