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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常洛品着香茗，淡然回应皮莱资：“通商之事，可交由市舶司与尔等细商。然须遵我大明律例，依法纳税，不得违法乱纪。” 态度开放，但原则明确。
对于萨尔塞多带着火药味的提问，朱常洛放下茶盏，目光平静地看向他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？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？朕闻海外有洲，其上亦有生民。朕为天下主，对天下万民怀有仁德之心，遣船队远航，一为扬我国威，二为互通有无，三为宣示教化，何来‘误解’之说？至于先发现者……天地开辟以来，生灵繁衍，何者为先？又何者为后？”
他没有直接否认西班牙的“发现权”，而是从一个更高、更宏大的“天下共主”角度，将大明舰队的行动定义为“宣示教化”与“互通有无”，从根本上质疑了西方那套基于“发现”即拥有主权的逻辑。话语温和，内核却坚硬如铁。
萨尔塞多一时语塞，他发现自己熟悉的那套基于武力和先占的殖民理论，在这位东方帝王面前似乎完全失去了效力。
觐见间隙，按照朱常洛的旨意，徐光启率领着皇家科学院的几位精英，以“观摩奇器”为名，与使团中携带的学者、工匠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流。
在特定的场馆内，大明的学者们仔细研究了西班牙人带来的美洲植物种子（玉米、土豆、烟草等），详细询问其习性、种植方法；他们对葡萄牙船只的模型和带来的星盘、象限仪等航海仪器表现出浓厚兴趣；更是巧妙地围绕着那几门作为“礼物”展示的西班牙轻型火炮，询问其铸造工艺、射程和弹药。
皮莱资和萨尔塞多对此乐见其成，他们希望通过展示技术优势来赢得尊重甚至换取利益。然而，他们低估了这些大明学者的学习能力和洞察力。徐光启等人不仅快速记录，更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西方器物可能的优缺点，并提出一些连西方工匠都未曾深思的改进思路，让陪同的西方学者暗自心惊。
与此同时，锦衣卫的密探也通过各种渠道，与使团中一些不得志的船员、仆役“交上了朋友”，用美酒和银钱，零碎地套取着关于欧洲各国矛盾、海军战术、殖民地管理乃至宫廷轶事的信息。
持续数日的觐见与交涉终于告一段落。朱常洛综合各方信息，做出了最终裁决：
准许葡萄牙在广州、泉州进行有限度的贸易，重申必须遵守大明律法，缴纳商税，并对其在印度洋与大明水师的冲突予以严正警告，要求其约束行为。
对西班牙，则明确表示大明舰队在海外的一切活动皆属正当，对其所谓“先发现权”不予承认，但亦表示愿与海上诸国和平往来。对其贸易请求，予以与葡萄牙同等条件。
对双方试图传教、设立永久性使馆等请求，一概驳回。
回赐的礼物，则主要是更加精美的丝绸、瓷器和茶叶，价值远超其贡品，再次彰显天朝富庶与气度。
旨意传出，皮莱资虽未完全达到目的，但获得了贸易许可，也算有所收获，决定暂时维持现状。而萨尔塞多则深感失望与不满，认为大明皇帝过于傲慢，轻视西班牙的国力，暗中已存了回国后怂恿总督采取更强硬手段的心思。
两支使团最终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京。这次东西方的首次正式高层接触，表面上在繁文缛节和客套辞令中平稳结束，未起波澜。然而，平静的水面之下，不同的文明观念、国家利益与扩张野心已然剧烈碰撞。双方都更加清晰地认识了对方——一个拥有古老文明、强大国力且自信坚定的东方帝国，与两个充满活力、技术先进且野心勃勃的西方王国。
帝国的棋局上，从此多了两个来自遥远西方的、不容小觑的对手。未来的大洋，注定不会平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