烛火微晃，我正批阅着三州纸坊的报单。书办官立于案侧，指尖沾墨，在册上勾出江州与汉中两地未达产额之处。
“柴薪不足，匠人短缺。”他低声禀道，“成都一地尚可维持日出千张，另两处每日仅得六百，十万张配额恐难如期交付。”
我放下笔，目光停在“江州缺柴”四字上。千渠工程已近尾声，余下民夫尚在归乡途中，正可调度。
“即刻传令。”我说，“抽调五百人专司伐薪运柴，军屯柴场开放三月，烧砖缓行。另命陈良从驿站调派快马，将成都熟手工匠送往两地，每名配驿卒二人，五日内务必到位。”
书办官应声欲退。
我又道：“新纸优先北线。北方五道驿站文书不得断档，若有延误，追责到工坊主事。”
他躬身退出，脚步未远，陈良已自外入。袍角带尘，显然是刚从城外驿点归来。
“先生。”他递上一卷纸，“这是汉中新送来的试纸，用新方所制，尚未大批印行。”
我接过展开。纸色泛黄，厚薄已有准绳，指腹摩过，无毛刺，亦不渗墨。提笔蘸浓墨，在其上写下“扫盲”二字，吹干，揉作一团，再摊开——字迹清晰，纸面虽皱，却未破裂。
“可用。”我点头，“准予量产。首批十万册《百姓识字册》交印书坊，按《千字文》精编，配图注音，以反切法标读。”
陈良记下，忽有迟疑：“此册若发至各乡，谁来教？”
“寒门子弟。”我说，“科举新录百人，皆清贫出身，不受士族牵制。每人派驻一乡，称‘扫盲教谕’，俸禄由丞相府直发。”
陈良颔首，又问：“若地方官敷衍，只挂牌不办学堂呢？”
我站起身，走到墙边舆图前。图上驿路如网，红线已延至边境。手指划过巴郡、犍为、广汉诸地。
“设硬令。”我说，“每乡必设一所学堂，少一乡，主官考评降等；两年不改，免职查办。”
陈良眼中微动。
我继续道：“另设激励——百姓每脱盲一人，奖粮一斗，从地方节余赋税中支取。教会三人者，授‘启蒙牌’，可换铁锄或水车零件。”
他低头疾书，笔尖沙沙作响。
“还有一事。”我说，“教材不可手抄。错一字，误一村。启用活字印刷术，成都设印书坊，日夜赶印。每册成本压至三文以内。”
陈良抬头：“若士族阻挠？”
“他们怕的不是百姓不识字。”我落座文案之后，“是怕百姓识了字，能读减税告示，能看粮价公示，能算自家账目。从此不再任人哄骗。”
他沉默片刻，终道：“属下明日便启程督产，确保纸墨如期送达各乡。”
我点头，又取出一份竹简推至案前：“这是《扫盲令》全文，你带回驿站系统，随军情文书一同下发，加火漆封条，收件人须亲自签押。”
他双手接过，退出大堂。
烛光渐暗，我唤人添油。新纸堆在案角，厚厚一摞，尚未拆封。书办官半个时辰后复返，手中捧着各地回文。
“巴郡回禀，已设学堂四十七所，报名百姓逾万。”他念道，“犍为报称，有老农自发组织夜学，称‘白日耕田，夜里识字’。”
我提笔批下：“速拨纸三千张，墨五百斤，由最近驿站即日发往。”
他又道：“梓潼县令上书，言本地士绅联名反对，称‘民力用于耕织足矣，何必耗于识字’。”
我冷笑一声：“这些人恨不得百姓永远睁眼瞎。回文告诉他——令出如山，抗令者，以‘阻政’论处，抄没家产三分之一，充作学堂经费。”
书办官笔下一顿，随即记下。
“还有。”他犹豫片刻，“有乡吏问，若孩童识字，却不识数，账目仍不会算，如何？”
我略思片刻，道：“编第二册——《百姓算账本》。从一到十，教加减，教记收支。明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