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教师逐村宣讲，并在每村设试吃台，每日午时当众烹制，邀老幼亲尝。
又有好事者问：“能酿酒否？”
农匠答：“能。”
当场以残薯发酵，半月后酿出清酒一坛，香气扑鼻。部落首领饮后大笑：“此味胜米糟！”
自此，“救命粮”之名传遍群山。
冬末，西南八郡上报：红薯推广已达三百二十七村，种植面积逾万亩。预计来年夏收后，可彻底缓解山地缺粮之患。
更有一件大事。
春初某日，驿使来报：云南部族首领率使团北上，携特大红薯一株，重逾十斤，欲献于成都。
我令沿途驿站妥善接待，每站供饭一餐、宿房一晚，准其携带铜鼓一面、牛角号两只，以彰其俗。
半月后，使团抵城外。
我亲率仪仗出迎。首领下车，双手捧薯，跪地奉上：“此乃神赐之粮，出自汉官所授之法。我等世代饥寒，今始饱暖。愿永属蜀汉，岁岁纳贡，永不背离。”
我扶其起身，当众宣布：“西南诸部免三年赋役，自治其俗，官府不得擅征丁口。另授铜印一枚，以为信物。”
众人感泣，齐声高呼归附。
当夜，我在书房批阅各地农报。烛火微晃，映着墙上舆图——西南一片，红线新添，蜿蜒深入群山。
陈良进来，低声禀道：“滇南十二寨联名上书，请求增设扫盲学堂三所，愿自出人力修舍。”
我提笔批道：“准。另拨算盘二十具、账本五百册，随同下一波种薯同行。”
他又问：“是否继续向岭南扩散红薯种植？”
“不必急。”我说，“先稳住西南。等明年春耕，再向荆南、交广铺开。”
正说着，门外脚步轻响。
一名文书官捧着新到急件步入厅中，单膝跪地呈上：“汉中煤矿突发塌方，死伤十余人，工曹请示后续处置。”
我接过竹简，指尖触到边缘一处裂痕，木刺扎进指腹，渗出血珠。
陈良急忙取布来包。
我摆手，展开简文，目光落在“井深三十丈，支撑松动”八字上。
“召工曹主事明日卯时入府。”我说，“带上《矿井结构图》与通风设计稿。”
陈良应声退下。
我仍坐着，盯着那滴血慢慢晕开在简端，像一朵暗红的花。
窗外传来更鼓，二更三点。
我伸手取过另一卷空白册页，写下四个字：煤矿安全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