夕阳彻底沉入城市灰蒙的天际线，只留下几抹暗淡的、挣扎的橘红，无力地涂抹在机械厂家属院那一片片低矮、破旧的筒子楼楼顶。
回家的路，沉默得令人窒息。
林栋跟在父亲身后半步，能清晰地看到父亲蓝色工装后背被汗水洇出的深色痕迹，以及那似乎比刚才更加弯曲几分的脊梁。父亲的脚步沉重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粘稠的泥沼里，带着难以言说的疲惫。
家属院里比平时更安静些，或许是因为邓公逝世的哀讯，或许只是因为这片依托厂区生存的土地，早已感受到了末日的寒气。几个老人坐在楼下花坛边，低声交谈着，摇头叹气，不知道在说国家大事，还是厂里越来越糟的境况。看到林建国父子回来，他们投来复杂的目光，有关切，有探究，更多的是一种同病相怜的麻木。
走到三单元门口，一股熟悉的、混合着白菜帮子、煤灰和公共厕所消毒水的味道钻入鼻腔。楼道里阴暗潮湿，墙壁上满是斑驳的污渍和孩子们歪歪扭扭的涂鸦。每层楼三户人家，共用走廊尽头一个狭窄的厨房和水房。
他们的家在二楼最里面。那扇刷着暗红色油漆、边缘已经剥露出木头本色的门，此刻像一道沉重的界限，门后是这个家庭必须直面的、冰冷无情的现实。
林建国在门口停顿了一下，似乎需要积攒一些力气，才从裤袋里摸出那串磨得发亮的钥匙。钥匙插入锁孔，转动，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轻响。
门开了。
一股温暖的、带着食物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，暂时驱散了身上的寒意。狭窄的客厅兼饭厅里，一张折叠桌已经摆开，上面放着一盘炒白菜，一小碟咸菜，还有一盆冒着微弱热气的馒头。母亲周梅正背对着门口，在走廊公用厨房的灶台前忙碌着，锅里传来“滋啦”的炒菜声。家里那台十四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开着，屏幕上是播音员沉痛肃穆的面孔，哀乐声低回，为这个本就压抑的小家更添一分悲色。
听到开门声，周梅关了火，端着一小盘炒鸡蛋转过身。她身上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，脸上带着常年操劳留下的细纹，看到丈夫和儿子一起回来，她脸上露出一丝短暂的诧异。
“今天怎么一起回来了？小栋不是该上晚自习吗？”她的目光在丈夫灰败的脸上和儿子有些狼狈的神情间扫过，那点诧异迅速被一种本能的不安所取代，“老林，厂里……没事吧？我听说今天……”
她的话没说完，声音就卡住了。因为她看到了丈夫空着的双手，以及儿子那双异常明亮、却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和紧张的眼睛。没有那个据说签了字就能领钱的信封。
林建国沉默地脱下外套，挂到门后一个简易的衣架上，动作迟缓。他没有立刻回答妻子的话，而是先走到电视机前，默默地、郑重地将音量调大了一些。哀乐声更加清晰地充满了整个狭小的空间。
周梅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她放下盘子，双手在围裙上无措地擦了擦，声音带上了颤音：“到底……怎么了？协议……没签成？”
林栋深吸一口气，抢先开口：“妈，爸没签。那协议不能签！”
周梅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向丈夫：“为什么没签？不是说好了……厂里不是说，今天不签以后就没机会了吗？五千块钱呢！那是钱啊！”她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拔高，焦虑和恐慌瞬间攫住了她，“没了这笔钱，我们……我们下个月怎么办？小栋的学费、资料费马上就要交！家里米快见底了，油也没多少了！你……”
她越说越急，眼圈迅速红了起来。生活的重压早已将这个勤劳的女人逼到了极限，那笔看似不多、却是唯一确定的五千块钱，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“你糊涂啊！林建国！”周梅的声音带上了哭腔，“不签？不签我们喝西北风去吗？厂里还能有你的位置？你告诉我，怎么办？！”
面对妻子连珠炮似的质问和即将崩溃的情绪，林建国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该如何解释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