菇腥气，骨头缝里，还缠着几缕红丝。
更邪门的是，当天在场开棺的工人里，有两个也出了事。一个叫张强的，开棺后第三天开始高烧，体温烧到了四十度，说胡话，梦里总喊“红丝缠我脖子”“好臭”，烧了三天就没了气，死状和李老爷、赵氏一模一样，身上爬满了红斑，红斑里还缠着红丝，像嵌在肉里似的。
另一个叫李伟的，没高烧，也没说胡话，就是一天比一天瘦，脸色青灰，像蒙了层灰布。他吃不下饭，喝口水都吐，吐出来的东西是黑褐色的，带着腥气。家里人带他去看了不少医生，都查不出病因，最后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躺在床上动不了，眼睛睁着，像是在看什么东西。死的时候，他嘴里还吐着几缕红丝，细得像头发，红丝落在地上，还在慢慢蠕动。
工地上的人慌了，都说这棺材是凶物，再挖下去要出人命。有工人偷偷跑回了家，说什么也不干活了。公社里的干部听说了，也怕出事，最后决定把水库的选址改了，选在村东头的河沟里。那口棺材被重新埋了回去，上面堆了石头，还洒了石灰，石灰一碰到棺材，就冒起了白烟，带着股腥气，像在烧什么东西。
可没人敢再靠近那里，连路过都要绕着走。王建国看着那堆石头，心里发毛，他想起爹失踪前的嘶吼，想起娘的暴毙，想起刘二、张强、李伟的死状，忽然觉得，这口棺材里的东西，从来就没离开过，它只是在等，等下一个接触它的人。
时间又滑到了1980年代，改革开放后，柳树沟通了电，也有了电视机，偶尔有人从城里带回来录像带，成了村里的稀罕物。村里有个叫李建军的年轻人，在县城的电影院当放映员，脑子活，总喜欢弄些新鲜玩意儿。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盘录像带，说是1958年修水库时开棺的记录，是当年一个记者偷偷拍的，后来记者也死了，录像带就流到了他手里。
消息传出去，村里的年轻人都跑来看。王建国的儿子王强也去了——他二十岁，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，听爷爷和爹讲过棺材的事，总觉得是老人编的瞎话，想亲眼看看，到底有没有那么邪乎。
李建军家在村中间，是栋砖瓦房，比村里其他的土坯房气派不少。那天傍晚，屋里挤满了人，十几个年轻人挤在小客厅里，连窗台都扒着人，烟味、汗味混在一起，嗡嗡的说话声把屋顶都要掀了。王强来的时候，李建军正蹲在地上摆弄录像机，黑色的机器带着个大喇叭，旁边还放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屏幕上满是雪花点，“滋滋”响个不停。
“建军，好了没啊？快放啊！”有人催着，李建军摆摆手：“急啥，这机器是城里淘来的，得调调频道。”他拧着机器上的旋钮，屏幕上的雪花点慢慢变少，忽然跳出个模糊的画面，是县城的街道，人群来来往往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盯着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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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建军按下播放键，画面瞬间切换，是1958年的工地，灰扑扑的，能看见远处的土坡和几间茅草棚，风很大，镜头晃得厉害，还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和人的吆喝声。“这就是当年修水库的地方！”有人指着屏幕，声音里带着兴奋。王强也往前凑了凑，眼睛盯着屏幕，他想看看，爹说的那口阴沉木棺，到底长什么样。
镜头慢慢移动，拍到了一群工人，穿着蓝色的工装，戴着安全帽，正围着一个土坑。土坑里露出黑沉沉的木头，正是那口阴沉木棺，上面的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，可木头还是黑得发亮，像块黑曜石。“来了来了！棺材！”有人喊了一声，屋里更安静了，连抽烟的人都忘了弹烟灰。
接着，几个工人找了撬棍，插进棺盖缝里，镜头凑近了些，能看见撬棍上沾了黑褐色的泥。“一二三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工人使劲一撬，“吱呀”一声，棺盖开了条缝，那声音透过电视机的喇叭传出来，刺耳得很，像指甲刮过铁皮，屋里的人都打了个寒颤。
就在棺盖打开的瞬间，镜头里忽然飘起一层白雾，不是普通的水蒸气，是带着颜色的，灰黑色，像浓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