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难得地聚在一起，话题却不再是慷慨激昂地抨击时政。
“王侍御，听说你日前上了一本，论及漕运损耗之事？”一位年轻的翰林试探着问一位面容清癯的御史。
那王御史捋了捋胡须，神色平静：“不错。漕运关乎京师命脉，损耗巨大，历年皆是顽疾。老夫查阅了江西清丈后的粮赋数据，发现田亩清晰、征缴有序，可大幅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与虚报。故而建议，或可参照江西‘官田竞标’之精神，对漕运沿线某些糜费甚巨的仓廒、码头管理，试行‘招商承包，定额上缴’之策，以期减少损耗，充实国库。”
他这番话，说得冠冕堂皇，引用的也是江西的“成功经验”，核心却是引入了民间资本和管理，这在新政之前，是他们极力反对的“与民争利”和“败坏纲纪”。
旁边另一位言官接口道：“王兄此议，颇具匠心。如今看来，吴永年在江西所为，虽手段酷烈，但其清丈田亩、明晰产权，于国课确有益处。以往我等只虑其‘扰民’，却未深究其‘利国’之效。为君分忧，为民请命，也需与时俱进，讲求实效啊。”
这几人的对话，与数月前在此地痛斥新政“苛政猛于虎”的景象，已是天壤之别。并非他们的理念一夜之间转变，而是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意志不可动摇，新政已呈席卷之势。继续在明面上硬顶，非但无益，反而可能失去圣心，断送前程。
于是，一种更“高明”的策略开始流行：不再全面否定新政，而是尝试在其中寻找符合自身理念（或利益）的切入点，或者将新政的某些措施，引导向自己熟悉或能施加影响的领域。例如，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在新兴的工坊区推行“教化”，如何确保工商发展不“冲击”农耕根本，甚至有人开始研究《江西工商管理则例》，试图从中找出可能产生“新垄断”或“盘剥工匠”的漏洞，准备在适当时机以“为民请命”的姿态进行“纠偏”。
这种转变，看似是务实的妥协，实则蕴含着新的权力争夺。他们希望在新格局下，依然能保持士大夫的优越地位和话语权。
在这股转向的暗流中，最敏锐、最直接的，当属那些与商业息息相关的阶层。
苏州，拙政园内，一场小范围的江南丝绸商贾聚会正在举行。
“诸位，京营新军的火铳声，可是听得我等心惊肉跳啊。”一位身材微胖，姓钱的巨商摸着拇指上的玉扳指，感慨道，“朝廷这是铁了心要走强兵之路。强兵需利械，利械需巨资。这钱从何来？无非开源节流。我看，这工商之策，非但不会变，只会越发加紧。”
旁边一人点头附和：“钱东家所言极是。江西的夏布、景德镇的瓷器，如今通过广州市舶司，卖得是风生水起。王良公公那套章程，虽然规矩多，但路子正，利润反而比以往私下勾连、打点胥吏时要稳定丰厚得多。听说，他还在筹划组建联合船队，统一对外议价。”
“哦？有这等事？”另一位精瘦的商人眼中放光，“若能加入这等船队，岂不是背靠大树好乘凉？省却许多风险。”
钱商人微微一笑：“正是此理。以往我等惧怕官府盘剥，行事多隐秘。如今朝廷既然明码标价，立下规矩，反而给了我等一层保障。关键在于，如何能在这新规矩下，占据有利位置。我意，尽快派人前往广州，与王公公接洽，表达合作之意。同时，我们在江西的生意，也要严格按照吴参政的《则例》来办，该纳税纳税，该按契约办事就按契约办，甚至……可以主动捐献部分利润，资助地方兴修水利或学堂，博个‘义商’的名声。”
他压低了声音，透露了一个更重要的消息：“据京城传来的可靠消息，格物院那种能大幅提升织布效率的水力大织机，未来极可能向民间推广。谁能先拿到这机器，谁就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！这，才是真正的长远之利！”
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，随即陷入热烈的讨论。这些精明的商人，已经彻底抛开对新政的疑虑，即便有，也压在心底了，开始全力以赴地思考如何利用新政策、新技术，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。他们将成为新政在经济领域最积极的推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