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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虽如此，但他心里也清楚，这卫所早已是空架子，之所以还能维持，全靠上面偶尔拨下来的一点钱粮和他们对田亩的最后一点控制。如今朝廷明确鼓励“以工商补军资”，等于是撕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。要么想办法在新政中找到活路，要么就等着卫所彻底瓦解，他们这些世袭军官变成无根浮萍。
几天后，孙得功听说邻近一个更穷困的卫所，百户咬牙将部分屯田抵押给了一个徽商，换来的钱组织军户家属成立了编织草席、草鞋的作坊，产品由那徽商包销，竟然真的缓解了部分困境，虽然利润大半被商人拿走。
这个消息像一根刺，扎在孙得功心上。坚守传统，意味着坐以待毙；拥抱变化，却又前途未卜，且要放下身段。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挣扎。他代表了帝国最基层、最僵化的旧军事体制，在新潮冲击下的无所适从。他们的“转向”将是最缓慢、最痛苦的，但也终究无法完全避免。
与此同时，在南京国子监，一场关于“格物”与“经世”关系的辩论正在激烈进行。
主持辩论的是南京礼部侍郎，一位以理学精深、品行端方着称的大儒。然而，今日他的态度却颇为微妙。
“朱子云，‘即物穷理’。以往我辈多究心于性命天道，于日用民生之‘器’、‘数’，未免轻视。”老侍郎缓缓开口，引得台下众多监生侧目。这话风，与以往强调“重义轻利”、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基调颇为不同。
“然则，《大学》开篇便言‘格物致知’，而后方能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可见，‘格物’乃是一切之基础。”他话锋一转，“如今陛下圣明，重视格物，徐侍郎、鲁院使等人在江西、在格物院，所行之事，虽看似工匠之技，然其厘清田亩、革新器械、提振工商，富国强兵之效，诸位有目共睹。此岂非‘经世致用’之实学耶？”
台下监生们议论纷纷。有激进者立刻反驳，认为这是舍本逐末，将圣学沦为谋利之术。但也有不少人陷入沉思。他们出身士绅家庭，家族或许正在经历类似江西士绅的转变，对现实利益的感受更为直接。
一位来自苏州的监生起身发言，引用了顾炎武“经学即理学”的观点（注：此时顾炎武尚未出生，此处为文学化处理，意指类似思想萌芽），提出：“先生所言极是。学生以为，儒者当通晓世务，明辨利害。譬如江西清丈，使隐田显形，赋税公平，此非‘仁政’乎？格物院造新铳利舰，御外侮，靖内乱，此非‘义举’乎？若一味空谈道德，无视民生疾苦、国家危难，岂非迂腐？”
这场辩论没有明确的胜负，但却反映了理学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。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士人，开始尝试将儒家“经世”传统与新政的务实精神相结合，为接纳工商、技术寻找理论依据，也为自身参与其中寻求道德上的解脱。他们或许仍然看不起具体的工匠，但开始承认那些能带来“富国强兵”效果的“实学”价值。这种思想上的松动，为更多读书人投身实务打开了可能的通道。
甚至连看似与世无争的各地藩王，也被这股风潮所触动。
开封，周王府。
年迈的周王朱睦柛，屏退左右，与王府长史密谈。
“京城演武的消息，确凿否？”周王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。
“千真万确，王爷。”长史恭敬回道，“新式火铳之威，远超想象。陛下……龙心大悦。”
周王沉默良久。作为宗室，他们身份敏感，一举一动都受朝廷监视。以往，他们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谨守本分，不同政事，醉心享乐（或学术）。但如今，时代似乎变了。皇帝锐意进取，对宗室虽未明显打压，但那强大的新军和层出不穷的新政，都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“听说，江西的藩王（注：指宁王系被处理后的其他藩王），有响应朝廷号召，将部分王府名下田产，以‘永佃’或‘竞标’方式交由布政使司打理，王府只收定额租子？”周王问道。
“确有此事。据说收益比以往王府自行管理时还要稳定，且省却了许多管理烦恼，更……更避了‘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