冀南的秋阳格外炽烈，把十县的土地烤得金黄。自平定周老虎之乱、肃清霍乱疫情后，马小丑麾下的临城国民军借着民心归向的东风，半年间一路势如破竹——西收清丰、南乐，东取范县、台前，南吞东阿、阳谷，北纳莘县，势力范围从最初的临城、宁河、济阳、夏津四县，一举扩张至十县之地，版图整整扩大了两倍有余。
十县境内，匪患早已绝迹，官道上商旅络绎不绝，车辙碾过新铺的碎石路，扬起细碎的烟尘；田地里，百姓们挥着锄头收割秋粮，汗水滴落在饱满的麦穗上，脸上满是久违的安稳笑意；县城里，商铺鳞次栉比，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但这份繁华之下，一道无形的裂痕正悄然蔓延。随着地盘扩张，部队规模水涨船高——原有的三万两千兵力，吸纳归降的地方武装五千人，招募青壮年八千，裁汰老弱病残六千，最终总兵力定格在两万五千人。兵员激增带来的，是军饷、弹药、粮草的刚性消耗呈几何级数暴增；而十县民生重建、基础设施修缮、军医馆运营等开支，更是如同决堤的洪水，源源不断地吞噬着有限的财政收入。临城国民军的财政，正被这突如其来的扩张拖入入不敷出的绝境。
宁河县县衙西侧的偏院，早已被改成临时财政署。院内的老槐树下，晒着一排排账本，墨字在阳光下泛着干涩的光泽；屋内，案几、书架甚至地面，都堆满了厚厚的账册，空气中弥漫着墨香、纸张的霉味与算盘珠碰撞后的金属气息。林婉清身着一袭素色布裙，长发用一根木簪束起，正坐在案几前，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账目，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。她面前的宣纸被划分为“月收入”“月支出”两栏，左边的数字单薄得可怜，右边的数字却厚重刺眼，两者之间的鸿沟，看得人触目惊心。
“林先生，莘县的秋粮税收账目核对好了，折算成银元是一千八百块。”一名记账先生捧着一本线装账本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来，袖口沾着墨迹，脸上带着难掩的焦虑，“还有阳谷县的商税，上个月是三百二十块，比预期少了近一半——商户刚回流，生意还没完全起色。”
林婉清接过账本，快速翻阅核对，笔尖在宣纸上写下“莘县秋粮：1800银元”“阳谷商税：320银元”，然后将这两笔收入添加到“月总收入”一栏。她抬起头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：“已知晓。军械库那边的九月份弹药消耗账呢？还有白医生那边申请的冬季药品采购清单，什么时候能送来？”
“军械库的账目刚送过来，您过目。”另一名记账先生连忙递上一本封面印着“军械”二字的账册，“九月份常规训练消耗步枪子弹六万发，机枪子弹一万五千发，炮弹四百发；清丰县围剿残余匪患，额外消耗步枪子弹两万发，机枪子弹五千发，炮弹一百发。采购新弹药的款项，已经欠了临城兵工厂六千银元，李厂长派人来催了三次。”
“白医生的采购清单在这里。”第三名记账先生递上一张折好的宣纸，“需要采购奎宁、阿司匹林等西药，还有棉衣、棉被、消毒酒精，合计需要三千二百银元，说是要为冬季防疫和士兵保暖做准备。”
林婉清接过账册和清单，指尖微微发颤。她拿起案几上的黄铜算盘，噼里啪啦地拨动起来，算珠碰撞的声响在安静的屋内格外刺耳。半晌，她停下动作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在“月支出”一栏添上最后几笔数字，然后用朱笔在宣纸下方画了一道粗线——九月份，十县总收入合计一万九千三百银元，总支出却高达四万七千八百银元，缺口足足有两万八千五百银元。
“这样下去，撑不过三个月。”林婉清喃喃自语，伸手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她起身将所有账册分门别类整理好，用一块深蓝色的土布包裹起来，紧紧抱在怀里，快步走出财政署。院外的秋风吹起她的裙角，却吹不散她眉宇间的凝重——财政署的储备资金，包括平定周老虎时缴获的十万银元赃款、临城多年积累的六万三千银元储备，半年来已经消耗殆尽，如今账上只剩下不足两万银元，连下个月的军饷都难以足额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