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“在地铁上刷到你们的推文，想进来喘口气”；和张老师年纪差不多的老人，拄着拐杖，说“我也爱写诗，就是没人看，听说这儿能找到同路人”。他们走进地下室，看着墙上的“荣誉墙”，指尖抚过那些歪歪扭扭的感谢信，读着长桌上摊开的诗稿，眼里的惊艳与感动，像水滴落在宣纸上，慢慢晕开。
有天下午，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姑娘扶着位阿姨进来，阿姨手里攥着张打印的推文，纸边都磨毛了。“我妈最近总说退休了没用了，”姑娘轻声解释，“看到你们写的《退休后的日子》，非要来看看。”阿姨起初坐得拘谨，手放在膝盖上，像怕碰坏了什么。直到读到张老师那首“退休是换个姿势看云”，她忽然笑了，眼角的细纹里盛着释然：“原来退休不是结束，是换种方式过日子啊。”那天临走前，她也拿起笔，在诗稿上写下自己的第一首诗，题目是《暖灯里的诗》，字迹轻轻的，却带着股新生的劲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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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看着越来越热闹的诗社，心里像被阳光晒过的棉花，又软又暖。他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、被失败压得抬不起头的人了。张老师会喊他“小技术员”，让他帮忙调字体大小；李老师修钢笔时，会喊他“来看看这笔尖的弧度，像不像你排版的行距”；阿哲打印照片，总问他“这光影对不对，你懂电脑的肯定懂”。他成了诗社的一份子，成了大家信赖的人，每天琢磨的不再是“怎么还债”，而是“怎么让更多人看见这地下室里的光”，怎么用自己敲代码的本事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。
傍晚的暖灯斜斜照进来，落在他眼里，亮得像落了满眶星子。大家聊天时，再也没人提他创业失败的事了——那些过往的苦，像被诗里的暖、被彼此的陪伴泡在了蜜里，悄悄酿成了成长的养分。他自己也很少想起那些难捱的夜晚，偶尔翻到抽屉里的创业计划书，纸页已经有些潮，却不再让他心口发紧。只是轻轻合上，笑着转头去帮阿哲调整推文里的小太阳贴纸：“往左边挪点，像刚从云里钻出来。”
那天夜里，诗社的人都走了，地下室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年轻人还坐在旧木桌前，修改着第二天要发的推文——是小林写的《小太阳的约定》，讲的是环卫工儿子小宇考上复读学校后，跟大家拉钩，说“等我考上大学，就写首长长的诗，把这里的每个人都写进去”。他盯着屏幕上的文字，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，调整着段落的间距，忽然觉得，所谓的“反击”，从来不是对失败的咬牙切齿，而是用温暖漫漫治愈过往的伤，用热爱稳稳撑起往后的路。就像老周说的，“迷路时遇到的灯，不是为了回头骂路黑，是为了照着往前走”。
一尘端着杯热牛奶走过来，白瓷杯在桌面上轻轻一放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“很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一尘的声音里带着夜的静，“明天的太阳，照样会从天窗钻进来。”
年轻人抬头笑了笑，眼里的光比屏幕还亮：“再改改就好，想让更多人看到，失败过后，不是只有灰，还有这么多暖等着。就像我当初，以为天塌了，结果掉进了你们这堆温柔里。”
窗外的夜色渐浓，墨蓝的天上缀着几颗疏星。巷口的路灯亮着，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带，像一条铺向远方的温暖的路。地下室里，键盘敲击声轻轻回荡，“嗒、嗒、嗒”，与窗外的风声交织在一起，成了最温柔的旋律，像在哼一首关于“新生”的歌。年轻人看着屏幕上“诗歌安慰站”那几个字，忽然明白，他在这里找到的，不仅是写诗的快乐，更是重新站起来的勇气——不是靠着谁扶，是自己长出了新的力气；是被人需要、被人珍视的归属感，像种子落在了适合的土里，终于扎下了根。
往后的日子里，他会继续守着这方小小的诗社。会在清晨的阳光里，帮张老师把新写的诗配上晨露的照片；会在午后的蝉鸣里，听李老师讲老故事，然后敲进推文里；会在傍晚的霞光里，和阿哲争论用哪片梧桐叶当边框。他要守护着这盏暖灯里的光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，有一个能让人卸下疲惫、被诗轻轻抱住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