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后的春天，风是被揉碎的绿，裹着新抽的柳丝清香，漫过老书店旁的青石板巷。墙根的青苔吸足了潮气，在砖缝里挤出嫩生生的芽，被风一吹，轻轻摇晃，像在给过往的行人点头。巷口那棵老槐树，枝桠上缀满了鹅黄色的新叶，阳光穿过叶隙，在地上织出晃动的光斑，像撒了把会跑的碎金。
一块新制的原木牌立在巷口，松木的纹理在春光里看得分明，边缘被砂纸磨得圆润，没一点毛刺。“一尘诗社总社”六个字，是阿哲请老木匠刻的，用的是最质朴的宋体，笔画间留着浅浅的刀痕，像未干的泪痕，却透着股执拗的劲。阳光落在字上，木纹里的树脂闪着温润的光，把“一尘”两个字照得格外亮，仿佛能看见那个总穿浅蓝衬衫的人，正站在牌后笑。
往里走几步，青石板路被脚步磨得发亮，缝隙里冒出几丛蒲公英，绒球鼓鼓的，风一吹就散，带着“诗”的气息往远处飘。拐进另一条栽满樱花的街，粉白的花瓣正落得热闹，像场温柔的雪，落在行人的发间、肩头，也落在“二社”的木牌上。
二社的牌子挂在社区活动中心门口，是块长方形的竹牌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一尘诗社·樱花分社”，旁边画着朵小小的樱花，花瓣边缘带着点颤，像孩子的笔触。玻璃门上贴着孩子们画的诗歌插画，用透明胶带仔细粘了四遍，怕被风吹掉——画里的樱花树下，有人举着诗集坐在石凳上，有人追着飘飞的诗笺跑，连空气里的风都被画成了粉色，卷着“暖”“诗”“光”的字样，每个笔画都带着孩子气的雀跃。
路过的老太太牵着蹒跚学步的孩子，指着插画笑：“看，这是哥哥姐姐们画的诗，等你长大了，也去学写诗好不好？”孩子咿咿呀呀地应着，小手伸向玻璃上那个举诗集的小人，像要去够那本画里的书。
谁也没想到，短短一年，诗社竟从最初那间挤在地下室的小屋，蔓延成了五家分社，像春日里疯长的藤蔓，悄悄爬满了城市的五个角落。三社在城郊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里，牌子是用废弃的木板做的，孩子们用彩笔涂了底色，画满了向日葵和星星；四社在养老院的活动室，竹牌上系着老人们绣的红绸带，风一吹就飘，像面小小的旗；五社最特别，设在流动的图书车上，车身上喷着“一尘诗社·流动分社”，走到哪里，就把诗的暖带到哪里。
总社的地下室还是老样子，木质楼梯踩上去依旧“吱呀”响，每级台阶都像在哼着老调子。上次漏雨的地方，阿哲请人用水泥补过，新的水泥色和旧的木色搭在一起，像块温暖的补丁。长桌上的搪瓷杯还摆着当年的位置，杯沿的磕碰痕迹清晰可见，里面偶尔会插着支野菊，是路过的孩子顺手放的。
只是墙上的照片换了张更大的。一尘的黑白照被放在正中间，照片里的他穿着浅蓝衬衫，站在海棠树下，笑容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。相框边缘缠着细细的麻绳，上面挂着孩子们串的纸星星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，阳光照进来时，星星上的亮片闪闪烁烁，像落在相框上的星子。照片旁边，新的感谢信贴了一层又一层，有的是打印的，有的是手写的，有的甚至是用蜡笔画的，层层叠叠，把整面墙铺成了花的模样，每个字、每笔色彩，都在诉说着被温暖过的故事。
最显眼的是一封来自山区小学的信，信纸是粗糙的牛皮纸，边缘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土痕迹，像是从田埂上带回来的。信里说，孩子们用诗社捐的诗集办了“班级诗角”，把最爱的诗抄在彩纸上，贴在教室后墙，每天早读都要齐声读一首。“王小花说，她要写一首《山和诗》，让山外面的人知道，我们这里的风会读诗；李铁蛋把诗集包了三层书皮，说要传给弟弟妹妹看……”字迹歪歪扭扭，却透着股郑重，末尾画了个大大的笑脸，嘴角咧到了耳根。
旁边压着封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写的信，信封上贴着片干枯的向日葵花瓣。信里附了张照片，用透明胶带小心地粘在纸上——照片里，盲童们围坐在桌前，小手搭在摊开的盲文诗集上，指尖在凸起的圆点上慢慢滑动，嘴角弯成小小的月牙，像含着颗糖。老师在信里写：“以前孩子们总说‘看不见光’，现在他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