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空气里本该弥漫着糖瓜粘的甜香和爆竹碎屑的硫磺味，可“晚风服装厂”那扇新漆不久的绿色铁皮大门外，却只有刺骨的寒风和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。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，铅云沉甸甸的，像吸饱了水的破棉絮，随时要砸下来。
厂子刚刚完成扩建，崭新的红砖厂房在萧瑟的冬日里显得有些突兀。然而此刻，这代表着希望的新气象却被黑压压的人群彻底吞没。上百名工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像沉默的礁石，死死堵住了厂门和通往主干道的唯一小路。他们大多穿着自家缝制的厚棉袄，袖口和领口磨得发亮，脸上刻着风吹日晒的沟壑，此刻却统一写满了焦灼、愤怒和一种被逼到绝境的麻木。手里没有棍棒，只有空荡荡的、冻得通红的双手，就那么直愣愣地垂着，或揣在袖筒里，无声地矗立在寒风中。
人群最前面，是几个须发花白的老工人，领头的是车工组的赵大奎。他佝偻着背，剧烈地咳嗽着，咳得撕心裂肺，几乎要把肺管子呕出来。旁边他的老伴儿，一个同样干瘦的老太太，徒劳地拍着他的背，浑浊的老眼里噙满了泪。
“苏厂长！”赵大奎好不容易喘匀了气，嘶哑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，带着血沫子的腥气，“腊月二十三了…娃儿等着钱扯布做新衣…老伴的药…断了三天了…” 他每说一句，周围就响起一片压抑的呜咽和更深的沉默。那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，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，也压在站在厂门内台阶上的苏晚月肩上。
苏晚月穿着一件半旧的藏蓝色棉大衣，站在冰冷的台阶上。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她的脸颊，吹乱了额前的碎发。她看着眼前这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——有跟着她从最初小作坊一路熬过来的老姐妹，有刚招进来不久、眼睛还带着对未来憧憬的年轻女工，更多的是像赵大奎这样，拖家带口、指望着这点血汗钱过年的顶梁柱。
她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，又沉又痛，几乎喘不过气。
钱在哪里？
钱在省城第三纺织厂那厚厚的、积满灰尘的账本上！那笔三个多月前就验收合格、交付出去的秋装货款，整整十二万！像沉入了大海的石头，杳无音信。她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皮子，从车间主任到财务科长，再到那个油滑得像泥鳅的厂长钱卫东，得到的永远是千篇一律的推诿：“年底了，资金紧张，再等等”、“手续在走”、“快了快了”……每一次满怀希望地去，都是带着一身疲惫和更深的绝望回来。
她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，甚至厚着脸皮去找了陆行野帮忙递话。可三纺厂是根深蒂固的老牌国营大厂，级别高，关系网盘根错节，陆行野那边也暂时没能撬开这个铁疙瘩。她苏晚月的“晚风”厂，在人家眼里，不过是个刚刚冒头、无足轻重的乡镇小厂。
“苏厂长，不是我们逼你…” 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工挤上前，孩子冻得小脸通红，在她怀里哇哇大哭，“家里真揭不开锅了…孩子他爹在矿上伤了腰，就指着这点钱…”
“是啊，苏厂长！我们信你，知道你不是那种黑心老板！可这年…咋过啊！” 另一个汉子红着眼睛吼了出来，声音带着哭腔，瞬间引爆了人群压抑已久的情绪。
“发工钱！”
“我们要工钱过年！”
“黑心厂！还我们血汗钱！”
绝望的声浪开始翻滚，人群开始骚动，有人用力拍打着冰冷的铁门，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。那声音像重锤，一下下砸在苏晚月的心上。她看着那一双双被生活磨砺得粗糙、此刻却充满血丝的眼睛，看着赵大奎咳弯的腰，看着孩子冻得发紫的小脸……前世，她也曾是这样卑微的一员，为了几毛钱的工钱看尽脸色。如今她成了发工钱的人，却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无力感。
厂子账面上，只剩下不到两千块。那是留着给锅炉房买煤、维持机器最低运转的保命钱！就算全拿出来，也是杯水车薪。
怎么办？
她拿什么来安抚眼前这群信任她、跟着她拼了大半年的工人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