望去，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洪子东和广鹿山。海边大石头上，隋辉的身影随着水蒸气一抖一抖，像是火冒三丈。一艘小船冒出一股股黑烟，朝我飞速驶来。我只顾自己在海中快活，哪知道重任如山的隋辉心急如火。我埋头越过死鱼层，快速地游往岸边。驾船的小伙子看我没有危险，掉转船头开走。
下午三点，我们回到洪子东生产队，渔船陆续归来。
今天的运气不错，队长吩咐渔民们在几舱黄鱼中，为我们挑选二百斤特大黄鱼，不但半价，还白送一百斤鱿鱼，额外送给我俩每人十把“鱿鱼钩”。
鱿鱼钩小巧精致，顶端是密密麻麻两圈相对尖刺，中间是彩色荧光棒，尾端是钩环。岛上许多军民，都用鱿鱼钩栓钥匙。日本渔民在公海里下了许多鱿鱼钩，经常被我方渔船的拖网挂上来。队长亲自驾驶机器船，送我们到对岸大岛。他帮我们把鱼装上毛驴车，告别回去。 洪子东和大黑驴，像礁石上的海蛎壳一样，镶嵌在我的记忆之中。我们一路顺利地回到连队，不知道事情已经发转机。
回连队之后，没人问起我复员的事，仿佛没有这回事儿。指导员找我谈话，平淡说：“你的复员命令取消了，继续当文书。”我半点没感到侥幸，质问：“你们为什么把一个战士的命运当儿戏？”他淡淡地说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。”
谁决定我中途退役不得而知，我却心知肚明，谁取消了我退役的决定。
守备区仍指望连长盖房子在来年转岛训练中打下拖靶，再一次刀下留人。自从他在阵地上怒摔“镜测仪”，再没人相信那面镜子。他却固执地认为，是“镜测仪”救了自己，又从大连买回一面大镜子，制成新的“镜测仪”。
连里给营里打报告，要求把董太锋调出连部，下到班排。营里答复：“留下董太锋继续当文书，是上级决定。”连长反问：“他一个文书如此重要，下命令提干岂不更好？”营里答复：“僵指事件背景复杂，年底，连队再处理他复员。”连长再不拿正眼看我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有事让通讯员传话。
老指导员打包装皮，顺手装走了五枚炮弹壳。等我发现后，包装皮已经装船。我向连长汇报，他还是那句冷冰冰的话：“你这样的兵太有水平，我这样的连长带不了你。”我和隋辉赶了毛驴车，把两麻袋炮弹壳拉到军械科，向哈科长如实汇报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宽厚地笑了笑，让助理清点登记，把炮弹壳送进仓库。
副指导员邢福根给予我极大的同情，鼓励我不能自暴自弃，复员后东山再起。他转业离开连队前几天，突然对我待搭不理。我以为他舍不得离开部队和战友，故意和我拉开距离。我真是自作多情大错特错，他竟怀疑我偷了他的军大衣！
我为他打包装，他亲手把棉大衣装进去，却说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。
我打开自己箱子，倒出可怜的几件旧军装。他认为，我已经将赃物转移。他离开海岛时，我到码头送他。他一直不理我，我没话找话说，更像个窃贼。快要上船了，他才说：“我总得和你说几句话，也算是临别赠言吧。都说你的思想意识不好，开始我还为你鸣不平，现在我信了，你要吸取教训，好自为之。”
他的话，深深地刺疼了我的心。我把装着我的新大衣的提包塞给他，他一躲，提包掉在码头上，差点滚进海里。他头也不回地踏上甲板，下了船舱。
我拣起提包站在寒风中，目送登陆艇缓缓离开码头，消失在老铁山背后。那道永不消失的航迹，划开了我的心。我提着千斤重的提包，默默离开。
和预想的一样，副指导员给我来信。他信中第一句话，是深深地道歉。我扫了一眼，满目“泪痕”“深深忏悔”“夜不成眠”“再一次陪礼道歉”等词汇。我突然困了，打个长长的哈欠，掀开烧红的炉盖，把那张薄薄的纸投了进去。“呼隆”一声，那张薄薄的纸化做一团灰烬，被大风抽出烟囱化作乌有。
上级指望连长盖房子带连队打下拖靶，该转业又被留下来。黎树下调到哪个连哪个连不要，仍留在老连队任排长高三连自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