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自销，只有严力光提升为副连长。一年后，他成功突围离开“北小圈”，“外销”到高二连当连长，成为高三连的翘楚。老指导员李永远转业，贺红光被正式任命为高三连指导员。
顶替我提干的连年丰，院校毕业之后代理高三连的副指导员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一排长郭敬父七三年从四川入伍，从高一连调进来。二排长张扬是后门兵，从高二连调进来。去年，高炮营到大长山转岛训练期间，守备区医院的卫生兵朱金好，顶替我到警备区教导队学习，毕业后提干，到高三连担任司务长。
我成了另类，在连部被孤立。连长和指导员、副指导员各自住一个房间。卫生员和通信员怕影响进步，不和我住一个房间。我仍住在原来的“鬼屋”。
袁顺利和我形影不离无话不谈，我一直蒙在鼓里，以为我俩一起站岗放哨披星戴月打坑道转岛训练，对我深深地同情呢。“重点人”必须远离枪支弹药，我继续履行军械员兼文书职责。我还是党的积极分子，几个没复员的同年兵都入了党、比我兵龄短的也入了党。我一直没填表。连年丰是干部子弟，后门兵。他顶替我提干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他在部队一所高等政治学院毕业，在守备区干部当中文凭最高。他认为自己上院校天经地义，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自量力。
他从对我颐指气使直到动辄训斥羞辱，以为只要狠狠地惩罚我，才能为自己理所当然上院校正名。在转岛训练中，我布置的阵地和现场出的板报，在全要塞区赫赫有名。我每出一期黑板报，他都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当众羞辱让我擦掉重写。到守备区取报纸和信件邮包、换口令等，是通信员的职责，他也让我去。以前半夜三更换口令，都是卫生员或文书陪同通信员一起去守备区。现在换口令，他只让我一个人去。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，我将手枪上膛，一个人往返几十里路取口令。他让我业余时间除猪圈粪、垫猪圈，下雨天披着雨衣，到地里放水。
连队干部私拆战士家信，导致官兵关系紧张。姐姐给我来信，连年丰一一拆开看过，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公开披露，讽刺有的家长，娶媳妇的被褥都做好了，只等你提干。他在老连队得罪人，原地址的来信都被当做无主信件处理。我每次替通讯员取报纸信件，都到“地址不详”信箱里，把他被丢弃的信件找回来。好几个弟兄为我鸣不平，要替我出气，被我制止。他交给我一封敞口信，是党员发展名单，让我送到营部，说：“你要偷看，对你没好处。”我说：“你怕我偷看，为什么不封上？”他轻蔑地说：“量你也不敢。”我从信封里面取出信件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读出名字，说：“我看了。”他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的脾气不小啊。”我盯着他说：“我是文书，我保养过的枪，从来没生过锈。”
他听出弦外之音，不再刻意折腾我。他到连队只是过渡，半年后调到机关，离开连队那天，吉普车开到连队。他深深地伤害了我，不好意思让我打开储藏室。几个战士要撬开他的箱子，剪碎衣物、用镐头刨穿皮鞋，被我坚决制止。我把他的东西收拾好，装进柳条包，连晾在绳上的游泳裤都没拉下。连队干部们借故离开，没有一个人送他，更没有人帮他搬东西。我一趟趟把他的东西搬到车上，分别时立正敬礼。他满脸通红还礼，使劲握住我的手摇了几下，转身上车。
连年丰调走之后，营部指挥排长于春潮，调到高三连当副指导员。被连年丰压得抬不起头的指导员贺红光，顿时扬眉吐气满面红光。于春潮比贺红光兵龄短，被他视为障碍，两个人旁敲侧击互不相让。连队会餐，两个人都喝了酒。于春潮空话连篇，是着名的假大空。贺红光挑衅：“有些母鸡成天咯咯叫唤不下蛋；你看那公鸡，勾勾勾一叫，天亮了，起床了！”于春潮当即回敬：“杀鸡都杀公鸡，没有杀母鸡的。” 战士们哄堂大笑，影响很不好。我从中插话，化解了两个人的危机。一排长郭敬父刚当提干时，把手枪插在腰间，故意露出一截枪纲。他在调到高三连之前，探家之前不上交手枪，准备带回家显摆。文书及时报告连长，在码头上把枪追回，差点挨了处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