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相框的显要位置上。压着他那篇调查报告的三合板不堪重负，裘皮钉几度脱槽。与其说他频繁更换新的照片，不如说为小西山和我憧憬新的未来。
有一年，一连下了一个星期雨，房顶漏雨镜框透进了雨水，《报告》被洇透，只剩下一页页蓝天白云。我们父子俩水火不相容，让我幸灾乐祸了好几天。
父亲对自己的文章烂熟于心，戴上老花镜追忆，一字不差重新记录在案。他用油纸包好稿子，镶进镜框。他曾经劝我读一读他的文章，我差点笑出了声。
父亲来信，只寄来那份《报告》，一个字没写，知道我年底肯定复员。
我认真阅读他的文章，内容翔实有理有据，逻辑缜密文字精练思想前瞻，不敢相信是他的手笔。他给我写信千篇一律，每写一个字点若干个点，仿佛字斟句酌感慨万千，甚至文笔不通。《报告》文笔流畅文采飞扬，让我望尘莫及。
二十年前，父亲为小西山勾画出蓝图美景，并且成功地进作实践。即使拿到现在也不过时，而且完全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。想想当时，父亲把文章拿给董万金看，岂不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。正如郝文章所预言的那样，逢不上时代变迁和重大社会变革，靠个人的一己之功，难以扭转乾坤。在“报告”的感召和启发下，我要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，复员后东山再起，从根本上解决小西山靠山吃不着山、靠海吃不着海等问题，跟上时代发展潮流，彻底改变命运。
军区新闻报道工作开始拨乱反正，解放思想，在宣传党的思想路线、政治路线、组织路线，加强部队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为促进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落实，推动训练改革，发扬党风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作用。那一年，沈阳军区在《解放军报》见报一千多篇，头条要闻二百多篇，也存在不少问题。全面整顿之后，军区政治部要求坚决消灭新闻报道的“秃子单位”。广鹿守备区几年没在解放军报上稿子，是重点之一。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，报道工作的指导思想应以反映教育训练为中心内容，要注意在解决训练的主要矛盾上大作文章。
我突发奇想不如说异想天开，此时在军报上稿摘掉“秃子”帽子，就能到政治部帮忙。我脑子已经被功利主义掏空，脑汁绞尽成了一葫芦头豆腐渣，连豆腐块都写不出来。我要能上军报，报道干事就成了“不干事”。夜里站岗，我在枪坑里打着手电筒，写到驴叫才写了几十个字。我自欺欺人，第二天让到大连看病的胡景龙带走。他到了大连蒙头转向，没找到邮筒倒把自己走丢了，把电线杆上的“检举箱”当成邮箱，把稿件塞了进去。他回来一说，没把我活活气死！
警备区报道组联合要塞区报道组成立“联合组”，进驻广鹿，研究新闻风向，抓问题树典型，一定要独立在军报上稿摘帽。他们协助作训科制定了训练方案，在基层连队吃住体验生活，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，创造新闻线索。
半个月之后，“联合组”昼夜苦干，每人完成一稿，再由资深老新闻干事通稿。又经过一个月苦战，“联合组”写出了稳上军报第一版的稿件。为了保密，只有党委成员看过稿子，提出意见。多次修改之后，“联合组”成员集体去北京送稿，住在军报招待所里随时改稿。临走前，首长为他们痛饮“广鹿茅台”饯行，勉励他们不辜负全守备区官兵的期望，稿子见报凯旋归来，再把酒接风庆贺。
“联合组”在北京一住半个月，稿件修改若干遍，终于摘掉了“秃子”帽子，刊登在军报第一版。只可惜不是他们采写的稿件，而是一句话新闻。
那天连队政治学习结束，我在研读父亲那篇《报告》。赵主任和仇科长在连长、指导员的陪同下来到班里，向我表示祝贺，让我莫名其妙。仇科长说：“你看看前天军报第一版的《一句话新闻》专栏。”我急忙找来那张报纸，翻看到第一版，顿时怔住了。
本报讯：从延边地区偏僻山村入伍的朝鲜族新战士朴永根，到部队三个月，就能用汉语进行简单对话。（董太锋）
全连每个班一份《解放军报》，包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