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，并附上法律建议。系统不能回避现实，而是要帮助使用者在现实与法律之间找到平衡点。”
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这片灰色地带穿行，既要尊重乡土社会的运行逻辑，又要坚守法律的底线。沈言的办公桌上，《民间法概论》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》并排摆放，书页间贴满了彩色标签。
张俊和王薇、赵雨一起，专注于用户体验和交互设计的彻底革新。
“放弃这个动态效果，”张俊指着原型图上一个华丽的交互动画，“在强光下根本看不清。”
王薇点头：“所有按钮都要放大，颜色对比度要增强。考虑中老年用户的操作习惯。”
赵雨提出了更根本的问题：“我们是不是应该设计两套界面？一套给专业人士，一套给普通老百姓？”
这个提议引发了热烈讨论。最终，他们决定不做两套系统，而是在同一套系统内实现智能适配——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和认知水平，动态调整界面的复杂度和信息的呈现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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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晚成为了各个小组之间最重要的连接器。她的笔记本上，画满了交织着法律条文、技术术语和用户场景的思维导图。当技术小组为某个方言词汇的算法处理发愁时，她会从法律角度解释这个词在具体情境中的准确含义；当法律小组对某个村规的录入犹豫不决时，她会从技术层面提出分级标注的解决方案。
“这个词不是字面意思，”她指着白板上写的“撑腰”二字对李萌说，“在这边的语境里，是‘主持公道’的意思，应该归类到‘纠纷解决’这个语义范畴下。”
有一次，沈言对“系统是否应该提示与成文法冲突的乡规”感到为难，苏晚沉思片刻说：“提示，但不要简单否定。系统应该说明冲突点在哪里，可能的法律风险是什么，以及有没有既尊重乡规又不违法的变通方案。”
她的存在，就像她项链上的那个平衡之锚，在技术的激进与法律的保守之间，在理想的纯粹与现实的复杂之间，寻找着那个最恰当的支点。
陆辰野是这场“重构战役”的总工程师和架构师。他几乎住在了项目室，拆解着原有的系统模块，重新设计数据流向和算法模型。他的代码注释里，开始频繁出现“清源场景”、“基层适配”、“人文兼容”等词语。
有时，他会因为一个技术难题而眉头紧锁，长时间地沉默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复杂的节奏。每当这时，苏晚总会适时地递上一杯温水，或是轻轻放下一份整理好的相关法律条文。
有时，当某个模块取得突破，他眼中会闪过锐利的光芒，迅速召集相关成员部署下一步。他的指令依旧简洁，却总能直指核心：“语音识别模块准确率提升到85%后，重点优化生僻词的联想功能。”“知识图谱扩容时，注意维护不同法源之间的优先级逻辑。”
在这个过程中，新老成员的界限被彻底打破。激烈的争论时常发生，关乎技术路径的选择，关乎法律风险的边界，也关乎对“赋能”一词理解的深浅。
“我们不能为了适配而放弃原则！”一次关于如何对待某些民间习惯与成文法潜在冲突的讨论中，沈言坚持道。
“但如果系统无法被接受，再正确的原则也无法落地。”张俊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反驳。
“也许，我们可以设计成‘提示’而非‘禁止’？”苏晚介入调停，寻找着那个微妙的平衡点，“系统可以指出与成文法的潜在差异，但将最终判断权留给使用者，同时提供更优的、合规的解决方案参考。”
她的提议，往往能打破僵局。陆辰野通常会沉默地听完各方观点，然后指向白板上的某个节点：“在这里，增加一个弹性判断模块，权重可调。”
夜深人静时，项目室里常常只剩下陆辰野和苏晚。
他专注于屏幕上的代码宇宙，她则在一旁审阅法律条款的嵌入逻辑，或者准备向学校汇报调研成果和项目新方向的材料。
偶尔，她会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