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清源县返回A大的火车上，没有了来时的欢声笑语。团队成员们或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凝神思考，或在本子上快速记录，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，却无人有心欣赏。满载而归的不是特产，而是沉甸甸的见闻和亟待消化的思考。
李萌的平板电脑上正播放着在司法所采集的音频片段，一位老大妈带着浓重乡音的叙述在车厢里轻轻回荡：“……他就说那棵歪脖子树往南三步都是他家的，可那明明是我公公那辈儿就种下的……”她反复听着这段录音，眉头紧锁，在笔记本上写下“民间地标描述识别”几个字，又在旁边打了个大大的问号。
坐在过道另一侧的沈言，正对着司法所提供的一本手抄调解记录出神。记录里充斥着“按老规矩办”、“请族中长辈做主”这样的表述，与他在法学院学到的规范法律语言相去甚远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在“习惯法与成文法的衔接”这个标题下，又添了几个亟待厘清的问题。
张俊则拿着手机，反复查看自己在集市上拍摄的照片——那些布满皱纹却写满期盼的脸庞，那些粗糙的手紧紧攥着的泛黄借条，那些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的红手印。他在备忘录里写道：“技术不是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而是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。我们的系统，真的做到了吗？”
就连一向活泼的林浩也异常安静，他正尝试在低网络环境的模拟器中运行“逻各斯”系统，看着屏幕上缓慢加载的进度条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：“这要是在田间地头，老乡早就走人了！”
陆辰野和苏晚坐在车厢后排。他闭目养神，但微微颤动的睫毛显示他正在深度思考；她则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稻田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车窗上画着一个又一个的锚形图案。
“我们太自以为是了。”苏晚突然轻声说，声音里带着难得的自我怀疑，“我们带着精心打磨的系统下去，以为能解决所有问题，结果发现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没搞懂。”
陆辰野睁开眼，看向她：“不是没搞懂，是理解错了维度。”他调整了一下坐姿，“我们一直在法律和技术的垂直维度上构建系统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横向维度——人的维度，土地的维度。”
这个认知如同一记重锤，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
回到创业园项目室，甚至来不及休整，团队就自发聚集到了白板前。原本写满复杂算法公式的区域被彻底清空，取而代之的是几个用红色记号笔写下的关键词：“方言语音识别”、“低网络带宽适配”、“民间习惯法知识图谱”、“离线证据固定流程”……
“我们必须面对现实，”陆辰野站在白板前，声音冷静，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，“现有的‘逻各斯’系统，是为拥有稳定网络、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城市用户设计的。它在清源县，某种程度上是‘失聪’和‘失语’的。”
他拿起记号笔，在“重构”两个字上画了一个圈。“这不是修补，而是从底层逻辑开始的再造。我们要构建的，是一个能听懂乡音、理解乡情、尊重乡俗的‘逻各斯’。”
团队立刻进入了高速运转的状态。
李萌和几位技术骨干负责攻克“方言语音识别与语义理解”的难关。他们在项目室里架起了简易的录音设备，反复播放着从清源县带回的音频资料。
“这个词，在这里不是字面意思，是一种强调！”李萌指着频谱图上某个特殊的音波模式对组员说。
“这个语法结构，和标准普通话完全不同，需要单独建立解析规则。”另一个成员补充道。
常常到深夜，项目室里还回荡着方言录音和激烈的讨论声。有一次，为了准确识别“水沟边”这个地标描述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，他们竟然争论到了凌晨两点。
沈言则带领着法律小组，开始系统性地梳理和录入那些在基层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、村规民约。这个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。
“这条村规明显与《土地管理法》冲突，我们要录入吗？”一个组员质疑道。
沈言沉思片刻：“录入，但要标注冲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