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初次去欧洲留学，确实是被震感到了，但是后来我陪他故地重游，去过巴黎、罗马、慕尼黑、威尼斯和伦敦……
他发现这些建筑物美则美矣，毫无变化，仿佛是被历史凝固住的死物一般，让他为今再见，心如止水，惊不起什么波澜。
千看万看，还是觉得四九城中的红墙碧瓦更可爱一些。
我认同地点头，他说：这兴许是苏东坡所说的“未至千般恨不消，到得原来无别事”的心境吧。
不过，昔时是少年背井离乡，为了追求真理孤身上路，今时身边有我同行，则没了那份孤独感，心情自然轻盈许多。
这话说的贴心，我豁然开朗，露出笑脸。
至此，当我们失眠时就养成半夜散步的习惯。
1971年初，我和二哥儿应邀去朋友茉莉·胡伯家过生日，偶遇了两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男子，居然是陈三愿的儿子陈益友和沧委员的后人沧灌缨。
据茉莉说，他们在华人圈的风评并不好，不能说作恶多端，但踩法律红线的事没少干。
对此，我不意外。陈三愿年轻时没少撺掇我做那违法乱纪的勾当。老子就这德行，你能指望他儿子是什么圣人吗？
我本来没打算与陈益友攀交情，可人家主动和我搭话。
由此得知，陈三愿去世后不久，陈益友成了孤儿过的并不好，大学毕业就来了巴黎，遇到沧灌缨一起做基因研究项目，现在一直拉资金，还问我有没有兴趣。
我立马拒绝，自己就是一个穷老头，兜里比脸都干净，您啊别惦记我了。说的他俩讪笑着告别。
至此终年，我和陈三愿的狐朋狗友之谊彻底断绝。
再听到消息说：陈益友和沧灌缨的项目被取缔，还被通缉逃到了旧金山湾。
我唏嘘了一阵，二哥儿反而说我年纪大了，喜欢多愁善感了。我不服老地反驳回去。
到了1972年春天，麟鸿的工作岗位调动到伦敦。他问我们要不要跟着一起去？我倒是无可不可地答应了，二哥儿在巴黎的任职告一段落，正好在伦敦的老朋友约克邀他一游，也就答应了。
但我怀疑他是不是觉得巴黎风气太开放，我整天泡酒吧招蜂引蝶，到了伦敦我能安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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