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城的旨意如同无形的堤坝，试图将来自北方的所有信息与影响隔绝在外。然而，思想的流动，如同地下的暗河，总能找到渗透的缝隙，在其意想不到之处悄然漫溢。
文华殿内，熏香袅袅，却驱不散朱允炆眉宇间凝结的忧色。他面前御案上，除了常规的奏疏，还放着几份由各地督抚、知府密奏，以及几本纸质粗糙、印刷也算不上精美的小册子。这些册子的封面，赫然写着《北平行记》四字，署名则是“北地游学士子”。
黄子澄侍立在一旁，面色凝重，指着那些册子道：“陛下，此等逆书，近来在江南些许书院、茶肆，乃至部分低阶官员胥吏之间，颇有流传。其内容看似纪行，实则包藏祸心，蛊惑人心至极！”
朱允炆拿起一本，信手翻开。册子内的文字并非晦涩的文言，反而用的是近乎白话的通俗笔法，读来毫不费力，却自有一股引人入胜的魔力。书中并未直言朝廷之非，亦未公然颂扬燕王，只是以一个“游学士子”的视角，“平实”地记录在北平的种种“见闻”：
“……于燕王府外，见一木箱，名曰‘建言箱’。旁有告示，言无论军民匠户，但有安民利国之策，皆可匿名投书，王府遣专吏五日一启，择其善者而用之，余者亦不罪。见一老农投书言水渠淤塞事，不数日，果见官府派人疏浚……”
“……访城东‘百工坊’，非止打造军器，亦见诸多匠人依据新式图稿，研制农具、织机。坊内立有‘功赏牌’，凡匠人有尺寸之改良，无论出于何职，皆记录在册，按效授赏。与一老匠谈，言其因改良一钻孔之法，竟获赏银十两，满面红光……”
“……偶入北平‘惠民医局’，见伤兵与寻常百姓同室就医，秩序井然。所用药物，多标‘北地自产’，闻主持者乃已故神医张明远院判之高徒林氏，深得其师‘医为仁术，普惠众生’之真传，非权贵独享……”
“……与京畿乡间一老农闲谈，言今岁王府贷其新式耧车，又派‘农事吏’指导堆肥蓄水之法，虽朝廷商路已断，然其心甚安，只盼来年麦熟……”
字里行间，不见刀兵，不闻鼓角，描绘的却是一个吏治看似清明、鼓励百工创新、医者怀仁、关注民生稼穑的“新天地”。没有一句直接指责南京，但那扑面而来的务实、高效与隐约的“平等”气息，却像无数细密的针尖，刺在朱允炆和他所代表的、以道德文章和等级秩序为根基的统治哲学之上。
“荒谬！此皆燕王朱棣收买人心、粉饰太平之伪饰！”齐泰勃然作色，声音在殿中回荡，“陛下，此等妖言，混淆是非，动摇国本！应立即颁下严旨，命各地官府彻查此逆书来源，尽数焚毁！凡私藏、传抄、议论者，皆以通匪附逆论处，绝不姑息！”
朱允炆放下册子，指尖有些冰凉。他自幼浸淫孔孟之道，讲究的是“君子不器”，是“重义轻利”，是士农工商井然有序的纲常。而这本粗陋小册子里描绘的景象，虽未明言，却在隐隐否定着他所认知的“正道”。那种专注于“器用”、“技巧”乃至“庶民之利”的氛围，让他感到一种本能的不安与排斥。
“……准奏。”他沉默良久，终是疲惫地挥了挥手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虚弱，“着通政司行文天下，严加查禁此等妄议之书。各府州县，务须肃清流毒，以正视听。”
与南京城的如临大敌、严令查禁截然相反，在北平，一种新的风尚正在权力的默许甚至推动下，如同春日的冻土下的草芽，悄然萌发。
林庆云在姚广孝的默许与支持下，做了一件在这个时代士大夫眼中堪称“离经叛道”的事情。他并未大张旗鼓，只是在距离天工院不远的一处僻静院落，挂上了一块小小的木牌——“格物启蒙堂”。最初，这仅仅是为了方便天工院内那些有子弟的工匠、以及部分识字的低阶护卫军官子弟，利用工暇时间，讲授一些最基础的文字、算数，以及一些浅显的、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物理、医药常识。
他的授课方式，也与那些手持戒尺、要求学生死记硬背《三》、《百》、《千》的塾师大相径庭。课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