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心老板卷款跑路了，工厂互相推诿责任，赔偿标准低得不够治伤，工伤鉴定更是难上加难，一个个都陷入了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绝境。
他们就像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车轮下，被无情碾碎又轻易抛弃的“零件”，没人问津，没人在乎。
小艳低头看了看怀里紧紧揣着的东西，那是一个用硬纸板做封面的本子，边角都磨圆了。里面是一份用复写纸誊抄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（草案）》，字迹有些模糊，但每一条都清晰可辨。
这份草案，是她和王芳在蛇口那间昏暗潮湿的出租屋里，托了无数关系，找了一个又一个人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。纸页已经被她们摸得有些发软，却承载着她们最后的希望。
装订这份草案的“线”，很特别——是十几条洗得发白、叠在一起的“五一牌”棉布月经带的线带。那是王芳的主意，那天晚上，王芳坐在床沿，手里摩挲着那些用过多年的线带，眼神里闪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光：“小艳，就用这个绑。这是咱们女人身上最私密也最坚韧的东西，跟着咱们走南闯北，经了多少事，吸了多少血和泪，却从来没垮过。用它绑着，就像把咱们的血泪和命都绑在这法条上了！老天爷要是有眼，就该让它管用！”
小艳当时听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她用力点了点头，接过那粗粗线带，小心翼翼地把草案一页页装订好，像是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。
此刻，小艳看着那些在风中飘摇的血书，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声音——有压抑的哭诉，“我儿子还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做手术啊……”；有卑微的哀求，“求求你们，行行好，给我们指条路吧……”；还有愤怒的咒骂，“那些黑心的老板不得好死！这些当官的怎么就不管管我们啊！”……她的心像是被无数根细针扎着，密密麻麻地疼，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攥紧了轮椅的扶手，推着王芳，和工友们一起，沉默而坚定地向着胡同深处那扇紧闭的朱红色大门挤去。
那扇门不算大，却漆得油亮，门环是黄铜的，在灰暗的胡同里显得格外刺眼，像一个冷漠的符号，象征着遥不可及的权力，也象征着他们唯一能抓住的希望。
然而，希望的门槛，高得让他们望尘莫及。
日复一日，他们天不亮就来排队，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登记窗口的玻璃冰冷冰冷的，里面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接过他们的材料，随手丢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“等着吧，会有人处理的。”“材料不够，回去补全了再来。”“领导很忙，没时间见你们。”……那些程式化的话语，像一把把冰冷的刀子，割在他们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。
有时候，遇到不耐烦的保安，还会粗暴地驱赶他们，“去去去，别在这儿堵着，影响市容！”推搡之间，那个断臂的男人拐杖掉在了地上，那个脸上带疤的女人被推得一个趔趄，王芳的轮椅也差点翻倒，多亏了小艳死死地扶住。
他们递交的材料，像是石沉大海，连一点回音都没有。
预约的接待，更是遥遥无期，每次问起，得到的都是“还没排到”“再等等”。
带来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，起初是馒头就着白开水，后来馒头也没了，就买最便宜的玉米面窝头。
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，住不起稍微好点的旅馆，只能挤在胡同口那家廉价的地下室旅馆里。十几个人挤在一个通铺上，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，墙壁上挂着水珠，角落里堆着别人丢弃的杂物，散发着一股霉味和脚臭味。
晚上冷得睡不着，他们就互相依偎着取暖，听着彼此压抑的叹息和咳嗽声，一夜又一夜。
绝望像藤蔓一样，悄无声息地缠绕上来，勒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。
这天傍晚，大家又一次被挡在了信访局大门外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地下室。那个失去右臂的中年男人，姓李，来自河南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蹲在墙角，用唯一的左手捂着脸，压抑的哭声从指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