坚冰，似乎在无声中开始微微松动。
第二天，小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开始暗中调查周建国挪用那笔钱的真正去向。她找到了那个黑市设备的中间人，旁敲侧击；她悄悄去打听棉纺厂改制前那些语焉不详的旧账。
几经周折，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，棉纺厂改制前，曾发生过几起严重的工伤事故，赔偿协议一直模糊不清，留下了巨大的债务窟窿。厂子改制后，这笔账理论上被甩掉了，但几个伤势严重、生活极其困难的工人家庭，却时不时找到周建国这个“老厂长”哭诉求助。周建国性格里的软弱和残存的责任感，让他无法彻底狠心不管。他私下里陆陆续续接济过一些，而那笔被挪用的公款，很大一部分，竟是用来填补这个深不见底的、历史遗留的工伤赔偿债务黑洞！
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小艳站在康复中心冷清的院子里，久久无言。风吹过，带来一丝凉意。她心中的愤怒依然存在，周建国的欺骗和挪用依旧不可原谅。但那股纯粹的、被背叛的刺痛感之外，一种极其复杂的、沉甸甸的理解，缓缓地弥漫开来。
他并非为了私欲，而是被道义和旧债绑架，走上了歧路。可恨，却也可悲。
她没有去找周建国对质，没有揭穿这件事。她选择了沉默。这不是原谅，而是她基于现实和那丝可笑的理解，做出的冰冷而无奈的决定——中心不能再经历另一场风暴了。
但沉默不代表纵容。几天后，小艳将一份新的、极其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草案放在了周建国面前。条款清晰，权责分明，每一笔支出都需要两人共同签字确认，定期公开账目。
“中心要活下去，规矩就必须立起来。”小艳的声音平静无波，听不出任何情绪，眼神却锐利如刀，“这是底线。你能守，就留下。不能，现在就可以走。”
周建国看着那份草案，手指微微颤抖。他抬起头，看向小艳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，只是重重地、艰难地点了点头，哑声道：“……我守。”
信任的裂痕无法轻易弥合，但至少，修复的框架被艰难地搭建了起来。生活的残酷教会小艳，纯粹的理想主义不足以支撑现实，有时，不得不与不堪的人性碎片共存，并在其上艰难地重建秩序。
又过了些时日，小玲的伤势渐渐好转。或许是被梅母的真诚和小艳抵押婚房承担责任的决绝所打动，小玲的丈夫态度软化了许多。一天，小玲甚至在丈夫的搀扶下，慢慢走到了康复中心门口。
她看着院子里那些熟悉的器械（完好的那些），看着王大姐、李阿姨她们期盼的眼神，看着小艳忙碌而疲惫的身影，突然小声地对丈夫说：“……我想留在这里…帮忙…做点力所能及的…”
小玲的丈夫叹了口气，最终点了点头。
于是，康复中心里，多了一个身影。小玲的手还不能做重活，她就帮着分拣药材，打扫卫生，陪着其他工友说说话。她的到来，像是一剂特殊的粘合剂，让经历过风波的中心，散发出一种更加坚韧、更加贴近的互助气息。
她成了“康乐康复中心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员工志愿者”。这不是制度的设计，而是苦难过后，人性中善意的自然凝结，是裂缝中，悄然萌生的一株微弱却顽强的绿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