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的秋天总是来得突然。
前一天还穿着短袖，第二天就得裹上风衣。
徐丽喜欢这个季节，喜欢诊疗室窗外那棵梧桐树叶子由绿转黄的过程，喜欢空气中那种清冽又略带萧瑟的味道。
她的诊疗室在法租界一栋老洋房的二楼，临街，但很安静。房间布置得温暖而专业：米白色的沙发，原木色的书架，角落里放着一架三角钢琴——她会在患者特别焦虑时弹上一小段。
墙上没有挂那些晦涩的心理图表，只有几幅抽象画，色彩柔和，形状暧昧。
每周三下午三点，乔卫东会准时出现。
这是他们第十二次诊疗。徐丽坐在她惯常的单人沙发上，笔记本摊在膝头，笔握在手里。
她穿着浅灰色的羊绒开衫，里面是白色的丝质衬衫，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，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双冷静的眼睛。
乔卫东坐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，姿态放松，但不过分随意。他总是穿得很得体，今天是一件深蓝色的高领毛衣，外面套了件卡其色的猎装夹克。
这个男人有种奇特的气质——明明坐在心理医生的诊疗室里，却不像个“病人”，倒像个来访的客人。
“上周过得怎么样？”徐丽问，这是每次开场白的标准句式。
“还不错。”乔卫东笑了笑，“收养了个女儿，十七岁，街头涂鸦艺术家。给她找了学校，租了公寓，现在正头疼怎么让她乖乖写作业。”
徐丽的笔在纸上顿了顿。这是乔卫东第一次在诊疗中提到具体的人，而且还是这么私密的事情。她记得几周前，他只是含糊地说“在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”。
“听起来是个大工程。”她保持专业语气，“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？”
乔卫东想了想：“因为她让我想起我女儿。英子十七岁时，我也没怎么好好陪她。现在有机会弥补，虽然不是对英子，但至少对另一个女孩。”
徐丽在笔记本上写下“补偿心理”，但随即又划掉了。这个词太简单，不足以概括乔卫东的行为。
她见过太多有补偿心理的人，他们的帮助带着明显的自我满足感，但乔卫东不是。他说起那个叫彭佳禾的女孩时，眼睛里有种纯粹的、近乎温柔的东西。
“你之前提到的那几位女士，”徐丽换了个方向，“甘敬，江莱，现在又多了个彭佳禾。你似乎在主动让很多人进入你的生活。”
“有问题吗？”乔卫东反问，语气很平静。
“通常来说，人们在经历重大心理创伤后——比如你提到过的‘前世跳楼’的幻痛——会倾向于封闭自己，或者只维持浅层关系。但你恰恰相反，你在建立更多、更深层的联系。”
乔卫东笑了：“徐医生，你是在分析我，还是在担心我？”
这个问题让徐丽的手指微微收紧。她抬起眼睛，对上乔卫东的目光。那双眼睛很深，看人时有种穿透力，但又不带攻击性。
“作为你的心理医生，我需要在专业范围内了解你的心理状态。”她说，声音比平时快了一点。
“那我告诉你我的心理状态，”乔卫东身体前倾，手肘撑在膝盖上，“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为什么做。
我帮助甘敬，是因为她值得被尊重；我引导江莱，是因为她需要方向；我收养彭佳禾，是因为她需要一个家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“那你自己呢？”徐丽问，“你从这些关系中得到什么？”
乔卫东沉默了。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过，一片黄叶飘落，粘在玻璃上。
“得到存在感。”他最终说，“徐医生，你相信吗？人活着，需要被需要。需要知道自己的存在对别人有意义。
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，直到我站在天台边缘，觉得这个世界有我没我都一样。那种感觉……很冷。”
徐丽感到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触动。她见过太多抑郁症患者描述那种虚无感，但乔卫东说得不同。他不是在抱怨，而是在陈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