泛转移。”他伸手去撕报告，纸张却变成无数红色苹果皮，纷纷扬扬落下，覆盖在他脸上，像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灰尘雪。
凌晨五点，他被闹钟叫醒。窗外开始下雪，灰白色的雪片落在玻璃上，像一层新落的灰尘。他起身，打开樟木箱，取出纸袋，用一块干净的软布轻轻擦拭玻璃表面，把褐色泥浆擦掉，把裂纹留在原地。然后把照片立在窗台，让雪光从背后透过来，像给旧照片打上一层背光，像给无法复原的笑脸做一次最后的放疗。雪继续下，照片继续模糊，裂纹继续存在，而1988年的红袄新娘，依旧在他心里，笑着，模糊着，无法再次清晰，也无法彻底消失。
凌晨零点，分针刚跨过十二，心电监护发出一声拖长的“滴——”。屏幕上的绿色波纹骤然拉直，像被上帝随手抹平的褶皱。周秀兰的手还留在李建国掌心里，温度以每秒0.1c的速度下降，像缓慢漏气的热水袋。护士冲进来，鞋跟在地胶上踩出凌乱鼓点；值班医生跟着闯入，白大褂下摆扫过床栏，带起一阵消毒水风。李建国被挤到墙角，背脊贴着冰凉的铝制扶手，感觉自己也成了闲置的仪器——插头没拔，电源却断了。
医生双臂绷直，掌心叠扣，每一次按压都精准落在胸骨中下1\/3，频率110次\/分，深度5厘米。周秀兰的胸腔像被踩瘪的易拉罐，弹起又陷下，弹起又陷下。李建国看见她左乳下的手术瘢痕被压得发白，又瞬间涨紫，像一条被反复拉伸的橡皮筋，随时会崩断。护士推来肾上腺素，1mg静脉注射，再1mg，再1mg——黄色药液在输液管里留下闪电状残影，仿佛试图给心脏装上临时跳线。第九分钟，医生额角汗珠滚进睫毛，手速缓下来，像鼓手体力耗尽，鼓面余音渐弱。他抬头看墙上的挂钟，又看李建国，嘴唇开合，无声地说出那句医学宣判：“时间到。”
李建国被允许回到床边。他握住周秀兰的手——那只手在五分钟前还残留着回光返照的温热，此刻却像从冰柜里取出的输液袋，指节僵硬，掌纹里嵌着无法融化的冰碴。他试着把温度揉回去，双掌合拢，像搓木炭火，却只搓出更多褶皱——掌纹对不上掌纹，温度传不到温度。触觉塌方，世界随之陷落：脚下的pVc地板变成流沙，天花板往下滴落看不见的汞，胸腔里仿佛塞进一块铅制胸腔引流板，每吸一口气都发出金属摩擦的锐响。
护士站的激光打印机开始工作，滚轴升温，发出“哧——”的预热声，像火化炉点火。A4纸缓缓吐出，标题黑体小二：
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
纸张经过高温定影，带着淡淡焦糊味，飘到李建国手里时仍有余温，像一块刚出炉的烤瓷，却要被嵌进亡妻的永久档案。他盯着“死亡原因”一栏，医生已填好：
“1. 多器官功能衰竭
2. 恶性肿瘤晚期（IVb期）”
两行字像两枚铆钉，被机械臂瞬间敲进他的视网膜。打印机再次吐出第二联、第三联，声音短促，像给棺材钉上最后几颗钉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