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德三年的夏秋之交，漠南草原的天穹高远而辽阔，却无半分诗意，反被一股肃杀之气笼罩。自阳武侯薛禄持节出征，总督诸军以来，大明北疆的战事，并未如京中某些乐观者所预料的那般，呈现摧枯拉朽之势。战报如同漠上并不剧烈的风，隔三差五地通过塘马递送入紫禁城，内容大抵相仿：某日，官军于某处与虏骑接战，小胜，斩首若干，逐敌数十里；某日，虏骑窥我粮道，被击退；某日，大军进至某地，虏寇远遁，仅焚其废弃营垒若干。
奏报上的文字永远是沉稳的、克制的，甚至带着一丝薛禄本人特有的审慎。然而，身处深宫的皇帝朱瞻基，却能从这字里行间，品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滞涩与焦灼。胜利是有的，但都是“小胜”；斩获是有的，但从未有过对敌军主力的决定性打击。兀良哈的骑兵，便如同草原上的幽灵，仗着对地形无以伦比的熟悉和来去如风的机动性，时而聚集成小股，骚扰粮道，袭击斥候；时而化整为零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待官军大队人马疲惫不堪地推进至预定地点，往往只能面对一片狼藉的空营和被践踏过的草场。
薛禄的用兵，确如其人，以“稳”字当头。他深知孤军深入漠北的凶险，绝不贪功冒进。大军行动，必以精锐骑兵为前驱，广布斥候，左右遮护，步骑协同，辎重紧随，营垒坚固，如同一个缓慢移动、却无懈可击的钢铁刺猬。兀良哈的轻骑若想来啃，必然崩掉几颗牙。然而，这种“稳”，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，也意味着迟缓，意味着难以捕捉战机。敌军主力避而不战，一味迂回周旋，使得这场耗资巨大的北伐，渐渐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“赶羊”游戏的趋势。国库的粮饷、民夫的血汗，便在这看似胜利、实则无奈的推进中，一点点消耗。
兵部的奏章开始提及转运之艰，户部的文书则渐露库藏之窘。朝堂之上，先前主战之声高昂的官员，虽仍口称“陛下圣明，王师必胜”，但语气已不似当初那般激昂。而原本就主张持重的官员，如英国公张辅等，虽未明言，但那微蹙的眉头，已然说明了心中的忧虑。朱瞻基每每在乾清宫独对这些奏报，胸中便似堵了一团湿棉，憋闷异常。他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，来彻底奠定自己的威望，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，来证明他力排众议出兵的正确。然而，薛禄送来的，却是一杯温吞水，喝下去，不解渴，反而更添烦躁。他有时甚至会闪过一丝念头：若是由当年那般锐意进取的武将，譬如……乐安那一位来统帅，战局是否会截然不同？但这念头刚起，便被他强行压下，化作一丝更深的阴郁与猜忌。
……
与北京朝堂的暗流涌动相比，千里之外的乐安汉王府深处，那间终年灯火不灭的密室里，气氛却是一种异样的“平静”。巨大的北疆沙盘上，代表敌我双方的小旗被频繁而精确地移动着，旁边还有专门的书吏，将每日由“听风阁”漠北站通过特殊渠道传来的、远比朝廷塘报更为详尽的战事记录，工整地誊抄在特制的卷宗上。
汉王朱高煦负手立于沙盘前，目光幽深，仿佛能穿透这微缩的山川河流，直视那遥远的战场。韦弘与王斌侍立两侧，神情专注。
“王爷，”韦弘指着沙盘上几处最新调整的标记，语气平静无波，“薛都督又向北推进了三十里，于呼兰忽失温一带建立前锋营垒。兀良哈主力依旧避而不战，仅以游骑滋扰。看来，薛侯是打定了主意，要靠着这‘结硬寨，打呆仗’的法子，一步步将兀良哈挤出国境了。”
“呼兰忽失温……”朱高煦的目光凝滞在沙盘上那个刚刚被插上红色令箭的位置，低声重复着这个地名，眼神有一瞬间的恍惚。这个名字，像一把生锈的钥匙，猛地撬开了尘封的记忆深处一道沉重的铁门。
永乐十二年……三月……还是四月？具体日期已有些模糊，但那冰河初融、寒风依旧刺骨的漠北早春景象，却瞬间扑面而来。他仿佛又看到了那绵延数十里、旋旗蔽日的庞大军营，感受到了五十万大军出征时踏动大地的轰鸣。那是他父皇永乐皇帝决心最大的一次北征，目标直指日渐坐大的瓦剌。
而“呼兰忽失温”这个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