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多年后，当我们纵队的后勤部长为了是调拨三个基数还是五个基数的炮弹，与我这个纵队参谋长在电话里争得面红耳赤时；当我巡视着后勤仓库里堆积如山的“边区造”、“缴获品”，乃至我们自己兵工厂生产的、性能优良的“水连珠”改进型步枪时，我的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飘回第一中队刚刚成立的那个清晨，想起傅水恒在弥漫着泥土和硝烟气息的窑洞前，对我说的那句透着狠劲，又带着无限希望与疯狂的话：
“参谋长，往后的日子，是喝酒吃肉，还是吃糠咽菜？全凭咱们自己这双手来决定。这太行山里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敌人多！有敌人，就有咱们吃的、用的！多杀几个敌人，多缴获几批物资，家底不就厚实了？多简单的事情？”
简单？在那个时候，这话听着简直如同痴人说梦，带着一种不谙世事的疯狂。我们有什么？几十号面黄肌瘦的队员，一堆烧火棍都嫌费劲的破烂武器，人均不到五发的子弹，以及一个刚刚到手、还烫着组织信任温度的“八路军第129师独立游击支队第一中队”的番号。可傅水恒，我们的中队长，就是有这样一种神奇的本事，能将旁人眼中的疯话、妄语，一步步变成铁一般的事实，用敌人血肉和缴获的钢铁，浇筑成我们坚实的根基。
上级的任命文书，那墨迹仿佛还未完全干透，那十支老掉牙、枪膛线都快磨平的中正式步枪，以及那两百发黄澄澄、需要掰着手指头计算着使用的子弹，它们像是一个光荣的象征，确认了我们身份的转变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们更像是一个无形的紧箍咒，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。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：八路军的牌子是给了，代表着信任与责任，但真正的家底——枪支、弹药、粮食、被服……一切维系生存和战斗的物资，都得靠我们自己去敌人手里夺，从这险恶的环境中挣！编制？游击队就游击队吧，上头只给了我们一个“第一中队”的番号和理论上五十人的默认编制上限，可文件里白纸黑字，也没明确规定这“中队”实际能有多少人，能有多大“碗口”！太行山这么大，鬼子和伪军像蝗虫一样多，我们这群被逼到绝境、如今又有了“特殊路子”的汉子，还能被活活饿死、困死不成？
队伍刚刚拉起来，人心是滚烫的，对未来的憧憬是炽热的，但肚子时常是空瘪的，手里的家伙更是五花八门，堪称近代中国兵器谱的缩影：老掉牙的汉阳造、老套筒，打一发就得清理枪膛的黑火药乌铳，甚至还有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，依旧扛着磨得雪亮的红缨枪。弹药？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，竟然不到五发！这意味着哪怕是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，开枪时都得掰着手指头数着用，追求极致的“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”。李指导员留下的两位老八路，王栓柱和刘大脚，是经历过长征洗礼的老兵，他们看着我们这寒酸到极致的家当，眉头拧成了解不开的疙瘩，眼神里充满了忧虑。他们是好意，是真正关心这支新生的队伍。他们骨子里秉承着八路军最宝贵的老传统——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，一颗子弹要追求最大战果，任何冒险和浪费都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。可这种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形成的、穷惯了的谨慎，与傅水恒心中那依托“炎黄”系统、即将喷薄而出的、追求高效积累的“暴富”计划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第一次微妙的碰撞与火花。
中队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骨干会议，就在那间最大的、墙壁上还渗着湿气、散发着霉味的窑洞里召开。与会的人员不多，却代表了这支队伍的骨架：中队长傅水恒，我这个临时指定的参谋长，原晋绥军班长、打起仗来不要命、现在被任命为一排长的赵铁锤，猎户出身、眼神比鹰隼还锐利、负责侦察的孙石头，以及代表着上级指导和传统经验的王栓柱、刘大脚两位老同志。一盏昏暗的油灯如豆般跳跃着，昏黄的光晕在每个人凝重而专注的脸上晃动，将影子拉得忽长忽短，仿佛预示着前路的莫测。
傅水恒没有多余的寒暄，直接开门见山，他捡起一根干燥的树枝，在铺着浮土的地面上划拉着简易的地形图。“同志们，名分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八路军了。下一步，最紧迫的问题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