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参谋长视角）
天色蒙蒙亮，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。推开窗，看见营长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捏着一份刚送来的战报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“老张，你来一下。”他声音沙哑，眼底布满血丝。
我披上衣服快步走出去。营长把战报递给我，手指点在几个关键数字上：“看看，又是因为地图看错，三连差点钻进鬼子的包围圈。要不是老乡报信及时……”
战报上清楚地记录着，三连在执行侦察任务时，有个战士把地图上的方位标反了，导致全连偏离预定路线五里多地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上个月，二营送来的弹药数量被登记错了小数点，差点造成阵地弹药断供。更早之前，还有个排长把“拂晓进攻”理解成了“午后进攻”，贻误战机。
“咱们独立营，”营长重重叹了口气，“能打仗的兵不少，可识字的，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”
我沉默着。作为参谋长，我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全营八百多号人，能完整读写五百字的不到三十人，大多数战士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。每次战斗部署，全靠口头传达，作战地图成了摆设，缴获的鬼子文件要送到团部才能翻译。
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”营长突然站定，转身盯着我，“老张，这个事你得牵头。咱们得搞个扫盲运动，就从认字开始。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现在？鬼子刚搞完铁壁合围，部队还在休整，训练任务这么重……”
“正因为鬼子不会给咱们喘息的机会，才更要抓紧！”营长打断我，“一个文盲军队，永远只能被动挨打。我要的是一支能看懂地图、会写战报、能分析敌情的部队。”
他越说越激动：“你去统计一下，把所有识字的干部战士都组织起来，成立个教导处。我不管你是用树枝在地上划拉，还是找老乡借石板，一个月内，我要看到成效！”
命令下来了，我这个参谋长又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——让全营八百多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汉子，在炮火连天的间隙学会认字写字。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带着几个参谋开始了全营文化水平摸底。结果令人沮丧：能流畅阅读报纸的只有7人，能写简单书信的23人，认识常用字但不会写的约50人，剩下的全是纯文盲。
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三连的那天。我问一个叫铁柱的老兵：“认识自己的名字吗？”
他憨厚地笑着，用长满老茧的手比划着：“报告参谋长，俺就知道姓王，具体咋写，不记得了。”
“那打仗时怎么看地图？”
“俺不看地图，”他挺直腰板，“俺跟着班长走，班长指哪俺打哪。”
旁边一个刚入伍半年的小战士插话：“参谋长，俺在老家上过两年私塾，认识几个字。”
我让他写写看。他憋红了脸，歪歪扭扭地写了个“打”字，缺了一横，写“鬼子”的“鬼”字时，把下面的“厶”写成了“田”。
摸底结束后，我在油灯下整理名单。全营文化水平最高的居然是卫生队的一个女卫生员林秀珠，她上过女子中学。其次是营部文书小赵，读过完小。各连的指导员虽然也识字，但水平参差不齐。
我把情况向营长汇报。他听完沉默良久，突然问：“老张，你还记得咱们刚成立独立营时，怎么说的吗？”
“记得。要打造一支不一样的部队。”
“对，”营长站起身，走到墙上的作战地图前，“不一样的部队，首先得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。明天就成立教导处，你兼任处长，把林秀珠调过来当副处长，各连指导员都是教员。告诉全营，从营长到炊事员，人人都要学文化！”
第二天，我在全营大会上宣布扫盲决定时，底下一片哗然。
“参谋长，俺们是来打鬼子的，学那玩意儿干啥？”一连长张大彪第一个嚷嚷。
“就是，认字能认死鬼子吗？”下面有人附和。
营长猛地站起来，会场立刻安静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