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连那个上过私塾的小战士李小明结成了对子。李小明才十六岁，但认识不少字；铁柱虽然大字不识，但在战场上救过李小明两次。
“班长，这个‘冲’字很好记，”李小明在木板上写着，“就像一个人弯着腰往前冲。”
铁柱眯着眼睛，一笔一划地模仿：“嗯，是有点像。”
半个月后，我再次巡视各连，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。
战士们开始用识字来改善生活。有的在枪托上刻了自己的名字；有的学会了认路标，不再走错路；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居然有人开始尝试写家书了。
一天晚上，铁柱扭扭捏捏地来到营部，手里攥着一块木板。
“参谋长，俺、俺想给老家写封信，能帮俺看看写得对不对吗？”
木板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：“娘，俺在部队很好，打鬼子，学文化。俺会写名字了：王铁柱。等打完鬼子，俺回家孝顺您。”
虽然“孝”字写错了，但这份心意让我动容。
“写得很好，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我让文书给你抄在纸上，明天就托人捎回去。”
铁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。
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，我们开始教授更实用的内容：如何看地图上的等高线、如何识别鬼子的部队番号、如何记录弹药消耗……
效果很快在实战中显现出来。
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中，一连的一个战士凭借刚刚学会的几个日文字母，认出了鬼子运输车上的“弹药”字样，及时调整了作战重点，缴获了大量急需的弹药。
还有一次，三连在转移途中，靠着一个战士认出路标，避免了走进鬼子设置的假路线。
最让营长高兴的是，各连的战报开始写得有条理了。虽然还是错字连篇，但至少能看懂大概意思。
一个月期限到了，全营进行文化考核。
考核方式很特别：认读100个常用字，写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，干部还要模拟口述一份战报。
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：全营文盲率从原来的90%下降到35%，有近五百人掌握了300个常用字，一百多人达到500字水平，干部全部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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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长在考核总结会上，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
“这才像样！”他翻看着成绩册，“不过这只是开始。下一步，要让大家会看书、会看报、会写总结。”
庆祝大会上，铁柱作为学习标兵上台发言。他拿着稿纸——虽然还是别人帮他写的，但这次他能磕磕巴巴地读下来了。
“以前俺觉得，当兵的会打仗就行，”他读得很慢，但很认真，“现在俺知道了，有文化的军队才能打胜仗。等将来革命胜利了，俺还要学更多的字，看很多书……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
我站在营长身边，轻声说：“没想到，效果这么好。”
营长望着台下那些因为学会写字而兴奋不已的战士们，眼神深邃：“老张，你说等咱们胜利了，这些战士回到家乡，一个个都能读会写，那会是什么光景？”
我忽然明白了营长的深意。我们不仅在培养更好的士兵，更在塑造新中国的主人。
扫盲运动继续深入。我们开始组织读报组，把缴获的报纸作为教材；开办了流动图书馆，几本翻烂了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在战士们手中传阅；甚至还举办了一次作文比赛，题目是《我为什么革命》。
铁柱也参加了比赛。他口述，李小明记录，写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俺原来觉得，革命就是打鬼子，为爹娘报仇。现在学了文化，俺懂了，革命是要让所有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，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认字。等俺有了孩子，一定要让他读书，读很多很多书。”
我把这篇作文拿给营长看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在空白处批了一行字：
“这就是我们革命的意义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