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陈世根参谋长手记，一九八五年冬整理于干休所）
我这一生送别过很多人。
有牺牲的战士，用白布裹着，静悄悄地抬下阵地；有调走的战友，重重地握一握手，说声“保重”便转过身去；也有复员的老兵，在月台上抱着哭成一团，把军帽攥得变了形。
但从来没有一个人，像傅水恒这样离开。
一九八五年十月那个清晨，我站在月台的柱子后面，看着他从进站口走来。没有军装，只是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，手里拎着个帆布旅行袋。 bag 很旧了，边角磨得发白，但洗得干干净净。候车的旅客从他身边挤过去，没有人多看这个瘦削的中年人一眼。
只有我知道，那个旅行袋里装着一个时代。
列车缓缓启动时，我看见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额头轻轻抵着玻璃。晨光正好斜射过来，在他的侧脸镀上一层淡金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三十二年前，在太行山深处那个小村庄里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——
“报告参谋长！抗大六分校学员傅水恒前来报到！”
那时的他多年轻啊，二十一岁的脸上还带着学生的稚气，可眼睛里的光却像淬过火的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看似普通的青年，是从另一个时空而来的人。他带着一个叫做“系统”的东西，里面有未来八十年的知识和技术。
可现在，他要走了。
一
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很均匀，哐当，哐当，像永不疲倦的钟摆。傅水恒微微闭上眼睛，让这节奏把自己带向南方。
他想起刚才在月台上，陈世根最终还是来了。老参谋长穿着便服，站在柱子后面，以为他没看见。两个人都默契地没有打招呼，只是在他上车时，远远地互相点了点头。
这样就很好。傅水恒最怕的就是那种正式的送别——花束、握手、千篇一律的祝福。他这三十多年已经经历了太多告别。
列车加速了，北京站渐渐退到身后。那些高大的楼房、烟囱、标语牌，都模糊成一片灰色的背景。然后，田野出现了。
十月的华北平原，玉米已经收了，剩下金黄的秸秆整齐地立在田里。偶尔能看到农民在烧秸秆，青烟笔直地升上湛蓝的天空。更远处，是一排排正在落叶的白杨树，叶子黄得透明，在阳光下像无数片金箔。
他轻轻呼出一口气，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。
“回家了。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，仿佛漂泊多年的船终于看见了港湾的灯塔。虽然那个“家”对他而言，更多是记忆中的概念而非实际的存在——毕竟在这个时空里，他真正的家早就不在了。
二
车轮的声音让他想起别的声音。
是太行山里骡马的铃铛声。一九四三年春，他刚来不久，跟着部队转移。他的“系统”那时还很初级，只能提供最基础的战术分析和一些简单的药品。就是在那些崎岖的山路上，他认识了陈世根。
“小傅同志，听说你是大学生？”陈世根那时还是个精干的年轻参谋长，骑着马从队伍后面赶上来。
“学过一点物理。”他谨慎地回答。
陈世根跳下马，把缰绳塞到他手里：“骑上去，知识分子要特别保护。”
他推辞不过，只好上马。走了没多远，就听见陈世根在后面喘着粗气。他回头一看，参谋长的草鞋已经磨破了，脚底都是血泡。
“参谋长！你的脚——”
“没事，走惯了。”陈世根满不在乎地挥挥手，“比起牺牲的同志，这点伤算什么。”
那天晚上宿营时，他偷偷从系统里兑换了一管消炎药膏，给陈世根送过去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陈世根好奇地看着那个金属软管。
“一种新药，对伤口有好处。”
陈世根盯着他看了很久，久到他以为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。但参谋长最后只是点点头：“谢谢。”
那是他们友谊的开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