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望着院子里爷爷常坐的那把空藤椅，背影显得有些佝偻。良久，他才转过身，眼中有着复杂的情绪。
“其实……我知道的也不多。”傅建国缓缓开口，“我十岁那年，家里来过两个穿军装的人，看起来很威风，但他们见到爸，敬了标准的军礼，叫‘傅团长’。爸把他们迎进屋，谈了很久。他们走后，我问爸什么是‘团长’，爸摸着我的头说：‘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不提了。’”
“后来文革开始，”傅建国继续说，“有人来查过，爸拿出了复员证明，上面写的是‘上等兵，1945年复员’。来查的人看了看，没说什么就走了。妈后来偷偷告诉我，那张证明……可能是假的，或者不完整的。”
姑姑惊呆了：“妈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”
“妈临终前才告诉我，”傅建国的声音低沉，“她说，爸不让说，说知道了对孩子们没好处。妈只说了一句：‘你爸不是普通人，他肩膀上的担子，比太行山还重。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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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厅里一片寂静。窗外的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洒进来，光影在地板上晃动，像是时光的碎片。
“看看日记吧。”傅愽文轻声说，“爷爷自己写的，应该最真实。”
叔叔傅建军小心地翻开那本“阵中日记”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朗读：
“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，晴。今日抵达辽县（今左权县），所见皆焦土。日军扫荡过后，村庄尽毁，百姓流离。遇一老妪于废墟中刨食，其子皆死于寇手，泪已流干。我部奉命在此建立根据地，然兵力仅三百余，枪械半数残缺，弹药人均不足十发。同志中有悲观者，余召之曰：日寇虽强，吾等有太行山为屏，百姓为基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……”
日记的笔迹刚劲有力，用的是繁体字，夹杂着一些军事术语。随着叔叔的朗读，一个完全陌生的爷爷的形象，渐渐在家人面前浮现出来——
那不是沉默寡言的老人，而是一个在战火中写下“倭寇不灭，何以家为”的年轻军官；不是只会种地的农民，而是能在军事地图前分析敌我态势、制定作战方案的指挥员；不是平凡无奇的退伍兵，而是曾在1938年冬天，带领不足两个连的兵力，在太行山鹰嘴崖阻击日军一个大队长达三天三夜，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宝贵时间的英雄连长。
日记一页页翻过，抗战的艰苦岁月扑面而来：
“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，大雪。断粮第三日，炊事班长老周寻得些许冻僵的野鼠，煮了一锅汤。战士小陈将分得的一块肉让与伤员，自己饮雪水充饥。余见之，心酸难忍，然强作笑颜曰：待胜利日，余请诸君吃北平烤鸭，管饱……”
“二十八年四月三日，阴。接上级命令，袭扰正太铁路日军运输线。一排长李大有请战，其新婚三日即归队，妻送行至村口，赠鞋一双，鞋底绣‘平安’二字。夜袭成功，炸毁铁轨十余丈，然大有为掩护战友撤退，身中三弹，牺牲前紧握余手，嘱托将其积蓄（大洋五元）交与其妻，并言‘对不起’。余泪与血混，恨不能多杀倭寇……”
“二十九年八月，大旱。根据地粮荒，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。余令部队每日口粮减半，省下粮食分与妇孺。有战士饿晕于训练场，醒后第一句话问：‘今日可需行军？’百姓闻之，自发凑粮送至营部，老少跪求我军收下。军民鱼水，莫过于此。余暗誓：必驱日寇，还百姓太平！”
读到这里，叔叔的声音哽咽了，姑姑早已泪流满面，傅愽文的母亲悄悄递过纸巾。父亲傅建国低着头，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，指节发白。
“还有这些信。”傅愽文解开那捆信札的麻绳。
信件大部分是爷爷的战友写来的，时间跨度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。有的寄自北京，有的来自广州，有的甚至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寄来的。信中的称呼五花八门：“老连长”、“水恒同志”、“傅团长”、“老领导”……字里行间，透露出的是历经战火淬炼的深厚情谊。
其中一封信特别厚，是1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