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你补二十个工分，再额外发两斤红糖当补偿，你看行不？”
一番软磨硬泡，又有实在的补偿承诺，老杨才不情不愿地松了口。他找了几张粗纸紧紧捂住鼻子，又戴上了刑警队员发给他的口罩，瓮声瓮气地嘟囔着打开拖拉机的后斗。
干警们合力用帆布将尸体草草包裹好，小心地抬上了后斗。
随着拖拉机“突突突”的轰鸣声响起，围观的村民们像是突然被驱散的麻雀，一哄而散，各自加快脚步往家里赶，仿佛多待一秒都会沾染上晦气。
路上，不知是谁把“陈光明下身被陈小芳割掉”的消息捅了出来，原本四散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了阵阵议论声。
“怪不得呢，原来是这畜生作了大恶，祸害了自家姑娘！”
“早听说他不是个东西，没想到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这是遭了报应啊！”
“换作是我，怕是也咽不下这口气，陈小芳也是被逼到绝路了……”
议论声随着拖拉机的尾气渐渐远去，有人脸上带着鄙夷，有人透着惋惜，更多的是对陈光明所作所为的不齿。
而那辆载着腐烂尸体的手扶拖拉机，正颠簸着驶向县城，即将在县刑警大队的解剖室里，揭开这起命案最终的真相。
午后的日头依旧有些灼人，县刑警大队的干警们连同张所长、李公安，一同来到杨集公社街前大队的队部，准备逐一询问社员，摸清陈光明及其父亲陈福道生前的真实情况——这对父子先后遇害，他们的过往经历对案件侦破至关重要。
队部里的长凳上坐满了等候的社员，旱烟的烟雾在人群上方袅袅盘旋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味道。
可即便坐得密集，却没人愿意为陈光明或陈福道说一句辩解的话，提起这对父子的名字，众人脸上要么是嫌恶，要么是鄙夷。
干警们随即决定逐个找人单独谈话，从年轻的社员到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依次叫进生产队的里屋。
刚一落座，第一位被询问的社员便开门见山：“这父子俩就是一对地痞无赖，陈光明偷鸡摸狗，好吃懒做；他爹陈福道现在年纪大了，收敛了一点，年青时就是一恶棍，仗着有点力气，家里兄弟多，平日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谁都敢欺负！”
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走进屋，红着眼圈说起了往事：“前阵子陈光明趁我去河边洗衣裳，故意凑过来调戏，还动手动脚的，要不是我拼命反抗，指不定会出什么事……我一直没敢声张，怕他到我家偷鸡摸狗，进行报复，现在他不在了，我才敢把这事说出来。”
更令人揪心的是，第四生产队的那位年过六旬的老寡妇王大娘也主动要求作证。
她坐在干警面前，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声音因激动而止不住地颤抖：“这事压在我心里整整三十年了……刚解放那会，我才四十出头，男人刚走，日子过得孤苦无依。”
“陈福道比我小上几岁，那时他正风光，总拿着县里表彰他的事四处炫耀。他最会装了，表面一套、背地一套——明面上看着工作积极，暗地里啥龌龊事都干。他见我刚没了丈夫、孤身一人好欺负，就专挑我这样的软柿子捏。趁我没了依靠，硬是把我强奸了，还恶狠狠地吓唬我：‘你敢上告？我上面有人，到时候反咬你一口，说你陷害我！’”
“见我软弱不敢反抗，他就更肆无忌惮了，霸占了我好几年，还不准我再嫁人。还有我那可怜的闺女，当时身子都没发育好、骨头都没长开，就被那个畜生给糟践了！我既顾着孩子的名声，又怕他的淫威，孤儿寡母的，哪敢去告发啊？”
“那些天，咱家就像天塌了一样，我夜里抱着闺女哭到天亮，可又有啥法子？只能咬着牙，把她远嫁到外乡。这十几年过去，闺女几乎没回过几次家。我忍了一辈子，就是怕别人说闲话，怕闺女到了婆家抬不起头。可这口气，我到死都咽不下去啊！如今他死了，我才有胆子来告发他……”
说到最后，王大娘再也忍不住，当场失声痛哭，积压了半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