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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是对王兵风头过盛的不满，或许是对“外来和尚”主导大项目的本能排斥，或许是对宏源入园的事情的报复，或许是想借此彰显自己在县里的分量，告诉王兵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。
除了土地问题，在其它需要城关镇配合的事项上，张建军也时常“打太极”。比如，为保障产业链物流畅通，需要拓宽整修一条通往园区的主干道，涉及到城关镇的一段，镇里总是以“资金紧张”、“影响沿线商户”为由推诿。
又比如，示范区建设需要协调水电燃气增容，镇里也是不咸不淡地应付着。
王兵感到前所未有的掣肘。他空有省长的批示和宏伟的蓝图，却在执行层面寸步难行。
他不能事事都去找孙大军告状，那样不仅显得自己无能，破坏了班子团结，也会让孙大军难做。
毕竟张建军也是县委常委，处理他需要权衡更多的政治因素。而且，孙大军曾叮嘱他“稳住节奏，深化落实”，他不能一遇到阻力就向上求助。
他尝试过与张建军私下沟通，放下姿态，希望能以诚动人。但张建军总是笑呵呵地打哈哈：“小王啊，放心，你的大事我肯定支持，只是下面工作难做，需要时间，慢慢来，急不得。”态度很好，但实质性的推进始终没有。
这种软钉子，让王兵倍感无力。他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，地方工作的复杂远非文件报告和理论推演那般清晰顺畅。
人际关系、权力格局、地方保护意识、甚至是个人的情绪好恶，都可能成为一项好政策落地的巨大障碍。他这位“明星干部”，在聚光灯下风光无限，但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，却步履维艰。
工作的不顺，加剧了他内心的摇摆。夜深人静，他审视自己在杨林的这段经历。成绩固然可喜，但过程中的心力交瘁和此刻面临的困境，也让他心生去意。
他开始越发怀念银保委的工作。那里虽然也有压力，但更多的是基于规则、数据和宏观政策的理性讨论，工作环境相对单纯，目标清晰，同事间即便有分歧，也多在业务层面，很少遇到如此赤裸裸的、基于地域和资历的隐性对抗。
作为一名中央机关的干部，他习惯了更高层面的视野和相对超脱的地位，如今深陷于县域复杂的人际政治泥潭，他感到有些水土不服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长期在地方工作。
“也许，完成两年的挂职锻炼，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基层经验回到银保委，才是最好的选择？”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。
在那里，他同样可以为国家的金融事业、为支持实体经济（包括农业产业化）贡献智慧，而且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还无需面对这些令人疲惫的琐碎斗争。
然而，每当这个念头浮现，眼前又会闪过杨林县那些养殖户期盼的眼神，闪过孙大军、王忠磊的信任和嘱托，闪过自己熬夜写就的那些凝聚着心血的文章，以及省长批示中那份沉甸甸的期望。
一股不甘心的情绪又会涌上来。“难道就这样被困难吓退了？‘秸秆变肉’的事业才刚刚起步，全省都在看着，我就这样当了逃兵？”他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允许他轻易放弃。
他陷入了深深的进退两难：进一步，要与张建军这样的地头蛇周旋，前路艰难，且风险巨大，不知何时就会因为人际关系处理不当而翻船；退一步，虽可回到舒适区，但难免留下遗憾，甚至可能被解读为承受不了压力、虎头蛇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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