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凉城的城门楼子上，西北军的哨兵正来回踱步，刺刀上的寒光比天上的日头还刺眼。城门洞里，王泰吉骑着匹瘦马，穿着国民党军的灰布军装，腰间别着把匣子枪，看起来和其他军官没什么两样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内衣口袋里藏着块银元大小的油纸，里面裹着刘耀西要的情报——陈珪璋部在平凉周边的布防图。
“王参谋，又去城外查哨？”守城的排长笑着打招呼，递过来一支烟。王泰吉接过来夹在耳朵上，掏出火柴给他点上：“冯司令有令，最近严查奸细。”他的语气随意，手指却在马鞍上轻轻敲着——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暗号，敲三下代表“安全”，敲五下代表“有情况”。
他其实是黄埔四期的学生，三年前在广州听过周恩来的课。那时他还穿着灰布学生装，在操场上喊着“打倒列强”的口号，觉得革命就该是枪林弹雨、红旗招展。可现在，他每天穿着敌军的军装，和一群喝兵血的军官称兄道弟，夜里还得对着镜子练习“谄媚的笑”。
三个月前，他潜伏进陈珪璋的新编第十三师，成了参谋处的“王参谋”。陈珪璋是本地军阀，靠着收编土匪和散兵起家，队伍里鱼龙混杂，有地主家的少爷，有逃荒的农民，还有被抓来的壮丁。王泰吉的任务，就是在这些人里找出“能点火的干柴”。
他的营房在西院，挨着马厩，夜里能听见马打响鼻的声音。桌上摆着西洋钟，是他用“克扣军饷”的名义弄来的，实际上是为了和刘耀西对时间——每天凌晨三点，钟楼敲三下时，就是安全接头的信号。
“王参谋，喝一杯？”隔壁的李连长掀帘进来，手里提着个酒壶。李连长是陕西人，据说当年被抓壮丁才当了兵，总在喝醉后哭着说想回家。王泰吉知道，这种人就是他要找的“干柴”。
他接过酒壶，给自己倒了半碗。酒是劣质的烧刀子，辣得喉咙发疼。“李连长，听说你老家遭了灾？”他故作随意地问，眼睛却盯着对方的脸。李连长的手顿了顿，把酒碗往桌上一墩：“可不是嘛，爹去年饿死了，娘带着妹妹不知逃到哪去了……”
王泰吉给他满上酒：“这世道，苦的不只是你我。”他往窗外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，“我听说，陕北那边有支队伍，专给穷人做主，分田地，免租税……”
李连长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又很快暗下去：“那都是传说吧？这年头，谁肯为穷人拼命？”
“怎么没有？”王泰吉凑近了些，酒气喷在对方脸上，“我有个表弟，就在那边。他说，只要穷人抱成团，就没有翻不了的天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个烟盒，抽出一支递过去——烟卷里裹着的，是用油纸印的小传单，上面写着“打倒军阀，分田分地”。
李连长接过烟，手指抖得厉害。他没立刻点燃，而是塞进了烟荷包。“王参谋，这话……可不能乱说。”他的声音发颤，却没把烟卷扔了。
王泰吉笑了笑，仰头喝干碗里的酒。他知道，这颗种子已经种下了。就像上个月，他在伙房给老张头递了个窝窝——那老头的儿子被军官打死了，正抱着尸体哭，王泰吉没说什么，只在窝窝底下压了张纸条：“报仇，不光是拼命，得找对法子。”现在，老张头成了他在伙房的眼线，每天谁的情绪不对，谁在偷偷议论“世道不公”，都会悄悄告诉他。
这天半夜，王泰吉被枪声惊醒。他抓起匣子枪冲出去，看见操场上乱成一团——原来是两个士兵逃跑被抓回来了，正被按在地上打。陈珪璋亲自站在高台上，手里的马鞭指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士兵：“谁敢再跑，这就是下场！”
王泰吉站在人群里，看见李连长攥紧了拳头，指节发白；老张头蹲在伙房门口，背对着操场，肩膀却在发抖。他悄悄往后退，溜回营房，从床底下摸出个瓦罐，里面藏着他记的“名册”——和刘耀西的不一样，他的名册上写着军衔和籍贯：李连长，陕西渭南人，有反心；老张头，静宁人，儿子被害；小马，甘肃会宁人，被抓壮丁，想家……
他在小马的名字旁边画了个红圈。这后生才十七岁，昨天还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