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日子，靠山屯乃至周边几个屯子，表面上确实平静了不少。林场屯的林支书、王家屯的王支书先后打来电话，语气里带着久违的轻松，说那几个“刺头”回去后，虽然还没到积极分子的程度，但至少按时出工了，也不再公开散布消极言论，屯里的生产秩序恢复了正常。刘海甚至真的交了一份检查给林支书，字迹虽潦草，但认错态度还算端正。李芳也消停了，不再提病退的事儿，默默跟着大伙儿下地。
秦建国听着这些汇报，心里却不敢有丝毫松懈。他知道，这种平静是建立在“威慑”和“暂时安抚”之上的，就像在冰面上行走，看似坚固，底下却暗流涌动。知青们心底回城的渴望，以及对农村艰苦生活的厌倦，并未真正消除。他必须抓紧时间，让那个在座谈会上提及的“山货试点”尽快落地，给这些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们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盼头。
天气愈发寒冷，一场大雪过后，山区彻底进入了猫冬时节。地里没了农活，但秦建国和沈念秋却更忙了。他们白天带着屯里的几个骨干，包括对山里情况最熟悉的赵老憨，顶着寒风，深入老林子，实地勘察山货资源。榛子林、蘑菇圈、野核桃沟、五味子坡……他们一一记录位置，估算产量，讨论如何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，进行可持续的采集。
晚上，秦建国则伏在炕桌上，就着一盏煤油灯，起草山货采集、加工和销售的详细规划。沈念秋在一旁帮着查漏补缺，她用自己城里人的眼光，提出对山货包装、品相要求的建议。老支书赵大山则凭借着多年的人脉，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可能打通销路的环节——县里的供销社、林场的工会，甚至是他当年认识的一个在省城土产公司工作的老战友。
“建国，念秋，”老支书在某天晚上他们讨论时，敲着烟袋锅说，“这事儿要干，就得干出个样子来。光靠咱们屯自己零散采点卖，成不了气候，也吸引不了那些知青。我的想法是，咱们牵头，联合林场屯、王家屯、孙家屯，成立一个‘靠山片区山货合作社’！咱们靠山屯出技术、出规划，负责联系销路，他们几个屯出人手，按照统一要求进行采集和初步晾晒。最后收益，按比例分成。”
秦建国眼睛一亮：“老支书，您这主意好！联合起来，规模就大了，货源也稳定，跟供销社或者收购站谈价格也有底气。而且，能把几个屯子的利益绑在一起，那些知青参与进来，也算是为集体做了贡献，记工分、分红利，都有奔头。”
“对，”沈念秋补充道，“我们可以把有文化的知青组织起来，成立一个技术小组，负责学习简单的质量分级、防虫防霉知识，甚至可以尝试搞点简单的加工，比如把榛子炒熟，把蘑菇穿成串，提升附加值。”
蓝图渐渐清晰，三人都感到一阵振奋。这个冬天，似乎因为这件事，而充满了不一样的忙碌和希望。
秦建国带着初步方案，先是去找了林场屯的林支书。林老蔫儿一听，激动得直拍大腿：“建国！你这可是雪中送炭啊！我们屯林子最深，山货最多，往年都烂在山里，或者被社员自己采点换零花钱，不成器。要是真能按你说的这么搞，那可是给屯里开了条财路！你放心，我们屯绝对支持，人手要多少有多少！那几个知青，我正愁怎么安排他们呢，这下正好，让他们跟着干！”
有了林场屯的积极响应，王家屯和孙家屯的工作就好做多了。王支书和孙支书也早就被知青问题弄得焦头烂额，听说有既能增加收入、又能稳定知青的好事，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几个屯子的支书在靠山屯又聚了一次，这次气氛与上次喝酒发愁时截然不同，充满了干劲和期待。合作社的章程、管理模式、收益分配方案很快敲定下来，由靠山屯秦建国总负责，各屯支书作为分社负责人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很快传遍了几个屯子。社员们将信将疑，但更多的是好奇和期待。而知青们，反应则复杂得多。有的觉得这是画饼充饥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；有的则敏锐地感觉到，这或许是一条不一样的路。特别是那些回城希望渺茫，或者像刘海那样档案可能已经有了“污点”的人，开始暗中打听细节。<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