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的这个机会，对得起咱们自己个儿流的汗，对得起咱们靠山片区老少爷们的盼头！”
这个决定，为靠山屯合作社接下来一段日子定下了坚实的基调。合作社进入了一个表面波澜不惊、内里却紧锣密鼓、如同春耕前深耕土地般的“政策消化期”和“制度奠基期”。沈念秋和刘海，成了屯部办公室里最固定的身影，那盏煤油灯见证了无数个深夜的讨论、争辩、推敲与反复修改。
沈念秋负责将政策语言转化为贴近农村实际的工作思路和原则。她常常陷入长久的沉思，然后提出关键问题：“‘集体副业’，这个‘集体’怎么界定？收益如何分配才能既体现公平，又调动积极性？”“‘试行供货’，这个‘试’字，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达标，可能还要做得比标准更好，才能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象？”
而刘海则展现了惊人的耐心、执行力和逐渐成长的悟性。他用极其工整的字体，在粗糙的稿纸上一笔一划地记录，将讨论形成的共识草拟成一条条清晰的条文。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记录，开始主动思考。遇到“含水率”、“杂质率”这类专业术语，他绝不满足于字面理解，非得拉着沈念秋追根究底，搞清楚具体怎么测量、用什么土办法能大致判断、怎么控制才能稳定达标；碰到“品相端正”、“个头均匀”这类定性要求，他就跑去请教赵老憨，用老把式们几十年积累的、充满智慧的土办法来界定和描述，比如“榛子放在平整的青石板上，大小个头排一起，不能显得七长八短”、“蘑菇伞盖得像十五的月亮，不能缺边少沿，颜色要正，不能乌涂涂的”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刘海感觉自己仿佛在重新认识这片他曾经觉得单调乏味的山水。以往，山林对他而言，是艰苦劳作的对象，是回城梦想的阻碍。但现在，每一片榛子林，每一处蘑菇圈，每一条生长着五味子的山沟，在他眼中都变成了需要精细管理、蕴含着严格标准与潜在价值的宝贵资源。他不再像过去那样，总想着走捷径、搞点“惊人之举”来证明自己，反而在这种默默无闻地构建规则、夯实基础的工作中，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、沉甸甸的踏实感和归属感——他正在参与创造的，是一项可能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和人们生活的、实实在在的事业。
在深入学习政策、反复咀嚼“集体副业”内涵与外延的过程中，沈念秋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致和对集体经济的深入理解，提出了一个关键而必须明确的问题：“文件里鼓励的是‘集体副业’，那像咱们屯里前年引进、一直由集体经营、专人管护的那四十几箱老蜂种，该怎么定位？是完全纳入合作社统一经营、统一核算？还是保持其独立，合作社只帮忙销售？”
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，立刻激起了深入的讨论。老支书沉吟着，烟袋锅在炕沿上轻轻磕碰，发出笃笃的声响：“这批蜂，是咱们屯用集体积累买的，放在东山坳由赵福顺专门伺候，产的蜜也算在屯里的副业收入里。这是明确的集体财产，跟社员自家搞的不一样。要是合作社把它完全吞进来，账怎么算？是算合作社借屯里的？还是直接划转？这里面牵扯到老账本，得弄清楚。”
秦建国认真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在炕桌上敲击，这是他深度思考时的习惯。“老支书考虑得周到，集体财产，动一分一厘都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”他目光转向沈念秋和刘海，“但这么好的资源，如果不纳入合作社的整体规划，就成了两条腿走路，使不上合力。我看，可以探索一个‘合作社与生产队深度融合’的模式。蜂蜜是紧俏货，品质好的更是不愁卖。合作社可以利用咱们正在打造的集体渠道和信誉，统一负责这批蜂蜜的销售、品牌和标准制定。要求赵福顺严格按照合作社制定的更高标准进行收割、过滤、装罐，确保品质上乘、卫生达标。合作社为这批蜂蜜设计统一的包装，贴上‘靠山片区合作社’的集体标识，努力把它打造成咱们的招牌产品。销售所得，扣除合作社必要的管理运营成本后，绝大部分收益仍然归靠山屯集体所有，纳入屯里分配。同时，合作社有权调用一部分蜂蜜，作为拓展市场、联络关系的样品和礼品。”
他顿了顿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