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是去了公社的邮电所。他给在省城东北师范大学念书的沈念秋写了一封信。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书。
在信里，他照例询问了妻子的学业、儿子的近况，表达了思念。然后，他用一种看似随意的笔触，提到了屯里工副业的发展，提到了砖窑遇到的“质量风波”和郑股长的“严格把关”，也提到了自己如何“虚心接受批评”、“努力改进质量”，并聘请了“专家”进行指导。他写道：“……念秋，你在大学，接触的都是有学问、有见识的人。有时候我真觉得，自己在这山沟里，眼界还是太窄。像郑股长这样的领导，见多识广，要求严格，对我们也是好事，能逼着我们进步。就是不知道，像这种企业和建设单位之间的质量认定，有没有更规范、更上级的条文规定？我也好多学习学习，免得总是被动……”
他写得很隐晦，但相信以沈念秋的聪慧，一定能读懂他的弦外之音。沈念秋在大学，接触的信息源远非他这偏远农村可比。他希望能通过妻子，了解到一些关于物资采购、质量监管方面的政策信息，哪怕只是一些公开的文件名称或者讨论风向，都可能成为他未来与郑股长周旋的武器。他甚至隐隐希望，沈念秋能否通过学校的关系，接触到一些地区甚至省里工业部门的人脉，哪怕只是间接的，也能形成一种潜在的威慑。
寄出信，秦建国心里踏实了一些。他意识到，单靠在山沟里倒腾山货、经营一个小砖窑，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风险也大。他必须向外看，借助更强大的力量，哪怕只是借一点“势”。
回到屯里，他又召集了工副业小组的核心成员开会。
“郑股长这条路，不能只靠喂。”秦建国开门见山，“咱们得给自己多找几条路。”
他布置了几个任务：第一，砖窑在保证矿山供应的同时，要尝试开拓周边公社和县里的市场，哪怕价格低点，也要把名声打出去，减少对指挥部的单一依赖。第二，蜂场的蜂蜜，不能只等着供销社收购，要尝试做成小包装，看能不能通过关系，往县里甚至地区的百货商店送。第三，基建队除了给矿山干活，也要留意公社和其他大队有没有小型工程可以承接。
“另外，”秦建国目光扫过众人，“我琢磨着，咱们是不是还能搞点别的？”
“还能搞啥？”赵大山问道。现在他对秦建国的点子，已经有些盲从了。
“矿山这么多人，每天吃喝拉撒都是大数目。”秦建国说，“指挥部有食堂，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我观察了，工人们下了班，想吃口零嘴、喝口小酒都没地方。咱们能不能在公社边上，靠近工地的地方，开个小小的代销点？不图赚大钱，就卖点烟酒、火柴、肥皂、花生瓜子之类的，方便工人，也能给屯里添个进项。”
这个提议让在座的人都眼睛一亮。这年头，开店可是稀罕事，但如果是为矿山工人服务的“代销点”，性质就模糊了，打着方便工人、服务建设的旗号，或许能行。
“这事有点敏感，得好好谋划。”秦建国补充道，“先不声张，我去探探路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，秦建国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表，忙碌地穿梭于山林、屯子、指挥部和公社之间。他利用护林员身份巡视山林时，更加留意那些易于采集的山野菜、药材分布，为明年开春的“副业”做准备；他打理着砖窑和蜂场的日常，应对着郑股长时不时以“技术顾问”名义提出的“指导意见”和隐晦的索要；他暗中物色着代销点的地址和可能的人选；他还得时刻关注着那个藏在护林点附近的“秘密金库”的安全，矿山建设的爆破声有时隐约可闻，让他寝食难安。
身体的疲惫尚能忍受，精神上的紧绷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。他感觉自己就像走在结冰的河面上，每一步都要试探，听着脚下冰层细微的碎裂声，不知道哪一步就会彻底塌陷。
半个月后，沈念秋的回信到了。信里大部分内容都是温暖的家常，报告石头的趣事，描述大学校园的生活。但在信的末尾，她用娟秀的字迹写道：“……建国，你提到的质量问题，我很关注。正好最近学校里有一些关于经济建设的讨论，我也去图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