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意见。我们屯里人感激，逢年过节，送点自己产的蜂蜜、山野菜表表心意，这算是乡亲之间的正常走动，怎么能说是‘津贴’呢？王主任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指挥部找雷科长，或者直接问郑股长核实情况。”
他这一番话，滴水不漏。咬死是集体行为，合同规范，人情往来。甚至把雷科长和郑股长都抬了出来，将了王主任一军——你要查，就得去指挥部核实，到时候牵扯到指挥部干部，事情就复杂了。
王主任盯着秦建国，锐利的目光似乎要把他看穿。他久经沙场，哪里听不出秦建国话里的机锋和底气。他确实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说靠山屯的秦建国手眼通天，跟指挥部的人关系密切，工副业搞得有点“出格”。但真要去指挥部查证，没有确凿证据，他也不想轻易得罪矿山方面。
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只有煤油灯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。
良久，王主任缓缓开口，语气依旧严厉，但似乎不再揪着具体细节：“秦建国，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！搞工副业，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！要时刻牢记社会主义集体的性质！不能搞歪门邪道，不能助长资本主义倾向！你们这个工副业小组，规模不小了，要加强管理，账目要公开，分配要合理！以后有什么重大决策，必须向公社报备！听明白没有？”
“明白了！坚决按照王主任的指示办！”秦建国和赵大山几乎同时应声。
王主任又训诫了几句，主要是强调政策红线，然后便带着人离开了靠山屯。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处罚，但无疑给秦建国和整个工副业小组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。
看着公社吉普车扬起的尘土，赵大山腿一软，差点坐在地上，喃喃道：“吓死我了……建国，多亏了你……”
秦建国却没有丝毫轻松。王主任的到来，意味着他这套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的运作模式，已经引起了上层的注意。郑股长可能没有直接告密，但肯定在某些场合流露过对他的不满或“特别关注”，才会引来王主任的突击检查。
“大山哥，这事没完。”秦建国声音低沉，“王主任这是警告。咱们以后做事，得更小心，更‘合规’。”
他所谓的“合规”，并非真正的循规蹈矩，而是在表面上做得更加无可挑剔。他立刻召集工副业小组，做出几项决定：第一，砖窑、蜂场、基建队、代销点的账目，以后每月在屯委会公开一次，虽然核心的利润和“活动经费”他自有办法处理，但明面上的流水必须清晰。第二，工分分配方案重新调整，向一线劳力和技术骨干倾斜，减少旁人的闲话。第三，代销点的营业执照，立刻想办法去公社和县里跑动，哪怕花点钱，也要尽快办下来，哪怕只是个形式。
同时，他给沈念秋又去了一封信，没有提及王主任检查的具体细节，只是说屯里工副业发展遇到一些“管理上的新要求”，询问大学里是否有一些关于农村社队企业管理的政策讨论或文章，希望能“学习借鉴”。
他像一只敏锐的狐狸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抹去自己在雪地上的足迹，一边竖起耳朵，捕捉着远方传来的任何一丝政策风向。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秦建国刚从山上护林点下来，孙福贵又一脸紧张地找到他。
“建国哥，郑股长那边……传话过来。”
“说什么？”秦建国心头一紧。
“他说……说矿山接下来要建职工俱乐部，需要一批好木料，问咱们……咱们能不能‘想想办法’。”孙福贵说得吞吞吐吐。
秦建国瞬间明白了。郑股长这是换了一种方式索取。木材，尤其是好木料，是国家严格控制统购统销的物资，私人砍伐和交易是重罪。但他这个护林员，却有着近水楼台的“便利”。郑股长这是逼他上一条更危险的船！
拒绝？郑股长很可能立刻翻脸，之前所有的打点前功尽弃，甚至可能找个由头彻底断了砖窑的销路。答应？那就是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！
秦建国沉默着，看着远处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山林，那片他曾经赖以生存、如今却可能将他吞噬的林海。良久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