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，是这样的。”秦建国脸上适时地流露出恰到好处的无奈、焦虑和恳切，他微微向前倾了倾身体，让自己的姿态显得更谦卑，“我爱人，沈念秋，在城里上大学，参加77年高考考上的东北师范大学。孩子也小，才两岁多，叫石头。她一个人，在举目无亲的城里，又要学习，又要照顾这么小的孩子，实在是……实在是力不从心啊。最近来信，说孩子病了，她又要照顾孩子，又要上课，人都熬得脱了形。家里老人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帮不上什么忙。我……我这心里跟油煎似的。”他顿了顿，让语气显得更沉重，“我琢磨着，这护林员的工作虽然重要，但终究是顾大家舍了小家。我想辞了这工作，返城回家去，照顾家庭。这是我们屯里赵大山队长开的证明，同意我离职。希望能麻烦公社，看在我家庭实在困难的份上，给我开一张回城的介绍信。”
他说得情真意切，理由充分，将一个牵挂妻儿、迫于无奈的丈夫和父亲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。李助理听着，又低头看了看证明信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。知青返城，尤其是这种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，这几年政策上确实有所松动，他处理过不少类似的情况。
“秦建国同志，你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。”李助理的语气缓和了一些，“照顾家庭，尤其是爱人在求学，孩子又小，确实存在实际困难。我们公社方面，对于合理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，也是支持的。”他拿起钢笔，在一张印着“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”抬头的信纸上开始书写。内容大致是证明秦建国同志原系靠山屯插队知青，在生产队和护林员岗位上表现良好，现因其爱人沈念秋在东北师范大学就读，孩子年幼无人照料，家庭确有特殊困难，经生产队同意，本人申请返城至吉林省长春市投靠爱人，希沿途有关单位查验放行并予以必要协助。最后，他在落款处郑重地盖上了公社那颗鲜红、具有权威性的大印。
拿着这张薄薄却重若千钧的纸质凭证，秦建国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在微微出汗。他强忍着内心的激动，再次向李助理郑重道谢：“谢谢李助理！谢谢公社领导的理解和支持！”
“嗯，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到了地方，安顿好了，记得给屯里和公社报个平安。”李助理和气地叮嘱了一句，便低头继续处理其他文件了。
走出公社那略显陈旧却代表着权力的大院，午后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，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。秦建国站在院子外，再次仔细地将那张介绍信折好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内衣的口袋里，还下意识地按了按。有了它，他的返城之路才算真正名正言顺，才有了在这片土地上通行的“合法身份”。
他没有在公社多做停留，买了些路上必需的干粮——几个硬邦邦的玉米面窝头和一包咸菜疙瘩，便立刻踏上了返回山林的路。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，虽然肩上的担子（心理和物理上的）依然沉重，但前路已然清晰。
回到护林点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，也是最彻底的整理。他将小屋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锅碗瓢盆刷洗得锃亮，所有属于公家的物品——那盏煤油灯、那把开山斧、那几件简单的家具，都一一归位，擦拭干净。他站在屋前那块小小的空地上，最后一次环视这片熟悉的景象：远处连绵的、雪线正在迅速后退的山峦，近处在春风中微微晃动的、开始泛出青意的树林，以及那条蜿蜒消失在山脚下的、他走过无数次的小路。这里，曾是他命运的转折点，是他的牢笼，也是他的战场和福地。所有的爱恨情仇，所有的挣扎与收获，都将随着他的离开，封存在这片沉默的山林之中。
第二天，天光尚未完全放亮，一层薄薄的晨雾如同轻纱般笼罩着山林。秦建国背上那个藏着他全部过去和未来、沉重而臃肿的行囊，最后看了一眼在晨曦中静默矗立的小屋，然后毅然转身，用那把熟悉的旧锁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锁上了这扇他进出过无数次的木门。
他没有将钥匙带走，而是按照事先和赵大山的约定，将其塞进了窗台下第三块砖头下一个不起眼的缝隙里。自然会有人来接手这里的一切。
他没有惊动屯里任何人，选择了一条绕过屯子中心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