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，业余写点东西。”他开口，声音起初有点紧，但慢慢放松下来，“今天我不讲理论，就给大家看看我做的几件小东西，说说做它们时我在想什么。”
他拿起枣木小件：“这是第一件我完全‘由着性子’做的东西。没有草图，没有计划，就是想试试不为了什么目的，只是跟着木头的感觉走。做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虫蛀的孔，本来该避开，但我把它留下了，还顺着刻了几刀。结果这些虫孔成了作品的一部分，像是……时间在木头上打的标点符号。”
台下安静下来。有人往前探身，想看清楚那个小木雕。
秦建国又拿起雷击木小件：“这块木头被雷劈过，一半碳化了。按传统看法是废料。但我好奇，灾难在材料上留下的痕迹，能不能也成为美的一部分？刻的时候，我特别小心地处理碳化和活木的交界处——那是死亡与生命的边界。刻完我发现，最打动我的恰恰是那个过渡地带，模糊、挣扎，但又顽强。”
他开始讲自己如何从木工转向写作：“做木工久了，手会有记忆。拿刀的力度，刨木的角度，磨砂的节奏——这些都会长在身体里。后来我开始写作，发现写字也有类似的感觉。好的句子要有‘手感’，就像好的雕刻要有‘刀感’。不同的是，木头会反抗，会出意外；而文字太听话了，你想让它什么样，它就能什么样。这反而容易让人迷失……”
秦建国讲了二十分钟，没有高深术语，全是具体的体验。讲完后，台下响起了掌声。提问环节，一个戴眼镜的女青年问：“秦师傅，您觉得传统手艺在现代社会该怎么活下去？是坚守原样，还是彻底改造？”
这是个尖锐的问题。秦建国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觉得就像我修那个梳妆台。传统是那部分老雕花，现代是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人。完全恢复原样，是假装时间没走过；完全抛弃传统，是切断自己的根。也许可以试试——让新旧并存，诚实对话。老雕花残缺了，补的新料就大大方方是新的，不假装是老货。这样，每个时代都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签名。”
又有人问：“您写作和做木工，哪个更难？”
“都难，但难的方面不一样。”秦建国说，“木工难在手上功夫，要经年累月地练；写作难在心上功夫，要直面自己的诚实和勇气。有时候，手上功夫到了，心上功夫没到，做出来的东西就只是‘工巧’没有‘心巧’。反过来，想法很多但手上功夫不到，也表达不出来。”
沙龙结束后，好几个年轻人围过来，要仔细看他的小木雕。那个搞摇滚乐的长发青年拿着雷击木小件，看了很久，说：“这东西有劲。就像我们的音乐，不完美，有噪音，但真实。”
回程的车上，秦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，但也充实。他今天没有讲什么惊人之语，但说出的每句话都来自真实体验。这让他确信，自己的路没错——不在理论的高处飘着，而在实践的地上走着。
回到家已是傍晚。石头扑上来，沈念秋在厨房里炒菜，油锅刺啦作响，满屋生香。岳父在听收音机里的评书，岳母在缝补衣裳。一切都和往常一样，但秦建国觉得，自己心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晚饭时，他讲了沙龙的情况。沈青山听完，点点头：“你讲得实在，这好。现在有些人，一开口就是新名词，听得人云里雾雾。咱们老百姓，就爱听实在话。”
临睡前，秦建国翻开素材本，写下今天的新感悟：
“在省城仓库里，面对那么多有学问的年轻人，我忽然不紧张了。因为我发现，最珍贵的东西不在书本里，而在手上、眼里、心里。我四十多年的人生，那些和木头打交道的光阴，那些观察普通人的时刻，就是我的‘理论’。它可能不成体系，但真实。”
“那个搞摇滚的青年说我的木雕‘有劲’。我喜欢这个词。不是美，不是精致，是‘有劲’。生活本身就有劲，艺术要做的是把这种劲提纯出来，让人看见。”
写完这些，他合上本子，看向窗外。夜已深，邻居家的灯光一盏盏熄灭。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更远处是隐约的火车汽笛。这个八十年代中期的夜晚，平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