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一年元旦的清晨，春城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。秦建国早早起床，给炉子添了煤，厨房里渐渐暖和起来。沈念秋还在睡，石头蜷在她身边，小脸红扑扑的。
秦建国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里面装着他昨晚准备好的材料：户口本、文化宫停薪留职证明、街道介绍信，还有两张一寸黑白照片。今天他要去工商局申请个体营业执照——沈念秋在广播里听到的消息，成了他们家新年的第一件大事。
“这么早？”沈念秋揉着眼睛从里屋出来。
“早点去，省得排队。”秦建国把热水倒进搪瓷缸，“你再睡会儿，石头昨晚闹到挺晚。”
沈念秋摇摇头，裹着棉袄在炉边坐下：“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今天周日，妈说过来带石头。”
“不用，外面冷。”秦建国咬了口馒头，“我先去探探路，要是顺利，下午就能把执照办下来。”
沈念秋还是站起来，从衣柜里取出那件半新的军大衣：“穿上这个，今天预报有雪。”她又从铁皮盒子里数出二十块钱，“可能需要工本费，多带点。”
秦建国接过钱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前世他孤身一人在西南插队，生病时连口热水都得自己挣扎着去烧。这一世，有了念秋，有了石头，有了这个家，再难的事都变得有底气。
七点半，秦建国推着自行车出门。雪已经停了，但路面结了一层薄冰，骑起来得格外小心。道外区工商局在老街尽头，一栋二层小楼，以前是区革委会的办公地，去年才换了牌子。
他到的时候，门口已经排了五六个人。都是三四十岁的模样，穿着臃肿的棉衣，手里攥着材料，脸上既有期待也有不安。秦建国锁好车，站到了队尾。
前面一个戴狗皮帽子的男人回过头：“兄弟，也是来办执照的？”
“嗯。”秦建国点头，“您呢？”
“我想开个修车铺。”男人搓着手，“以前在运输公司干，去年精简人员下来了。家里五口人要吃饭，总得找个活路。”
两人聊起来。男人叫赵大勇，四十二岁，一家老小挤在二十平米的平房里。他说现在政策是松动了，可心里还是没底：“你说这‘个体经济’，会不会哪天又给收回去？我们这代人，经不起折腾了。”
秦建国理解这种顾虑。改革开放才起步，许多人还带着过去的创伤记忆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赵哥，我看这次不一样。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过两年了，农村包产到户搞得多红火？城里迟早也要跟上。”
“但愿吧。”赵大勇叹气，“反正我是没退路了，不干这个，就得饿肚子。”
八点整，工商局的门开了。一个年轻办事员探出头：“办执照的，按顺序进来，一次进两个。”
秦建国和赵大勇是第二批。办公室不大，摆着两张旧办公桌，墙上贴着《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》的油印件。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，看起来不到三十岁。
“材料。”小伙子头也不抬。
秦建国把信封递过去。办事员一份份检查，看到文化宫的证明时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秦建国？文化宫那个木工师傅？”
“您认识我？”
“去年文化宫翻修观众椅，我去看过，你手艺不错。”办事员语气缓和了些，“怎么，铁饭碗不要了？”
“想试试自己干。”秦建国说。
办事员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他拿出一张表格：“填这个，《个体工商户开业申请登记表》。经营项目写清楚，经营地址要准确，资金数额如实填。”
秦建国接过表格，从军大衣内兜掏出钢笔——这是沈青山送给他的，英雄牌，用了十几年还很好使。他工工整整地填写：经营者姓名秦建国，经营项目“木制工艺品制作、销售”，经营地址道外区松花江街27号，资金数额五百元。
“五百？”办事员看了眼，“不少啊。有这么多钱？”
“攒了些年。”秦建国含糊道。他当然不能说自己手头实际有上万，还藏着些“硬货”。
办事员没深究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