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”他看着台上的林杰和调研组继续说，“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卫生经济的学者，我内心也有一些疑问和担忧，不吐不快，也想借此机会向林主任和各位领导请教。”
会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吴振邦身上。
林杰面色平静，他知道，大礼来了。
“我的疑问主要有三点。”吴振邦拿出几张准备好的材料，“第一，是关于数据的魔法。林主任公布的追回金额一点三亿，这个数字确实惊人。但我想请问，这追回的具体构成是什么？是已经实际追缴到账的资金，还是大部分仅仅是‘核减’了当期应付医保款项？这两种情况，对医保基金流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。是否存在为了突出成绩，将‘核减’也统称为追回，夸大成果的嫌疑？”
他不等回答，继续抛出第二个问题：“第二，关于系统的公平。系统运行导致疑似违规行为下降，这是好事。但这是否也可能意味着，系统设定的规则过于严苛，迫使医院将部分合理的、但可能被系统误判的诊疗行为也自我阉割了？比如一些复杂的、需要个体化方案的手术，医生因为担心触发审核而选择保守治疗，这是否会损害医疗质量和患者利益？我们是否有相关的医疗质量数据来佐证，系统的推行没有带来‘误伤’？”
“第三，”吴振邦的声音提高了一些，目光锐利地看向林杰，“也是最核心的一点，关于改革的动机。如此大力推行一个几乎重塑行业规则的系统，又配套进行打破常规的‘员额制’改革，其背后驱动的，究竟是真正为了解决医保基金可持续性问题，还是为了塑造个人改革明星的政绩工程？是否存在好大喜功，为了改革而改革，忽略了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？”
三个问题，层层递进，从数据真实性到系统合理性，最后直指林杰的个人动机，可谓刀刀见血。
会场内一片寂静，几家大医院院长的脸上，甚至露出了微妙的表情，显然吴振邦的话说到了他们的一些心坎上。
刘局和调研组的成员们也都皱起了眉头，看着林杰，等待他的回应。
这突如其来的发难，气势汹汹，显然就是那封匿名短信预告的“大礼”。
林杰迎着吴振邦逼问的目光，以及全场聚焦的视线，脸上没有任何慌乱，反而缓缓站起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