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颤抖着手，拿出那张印着“上海纺织厂”抬头的信纸。
张晓雯的信，写得很含蓄，也很得体。她先是问候他身体是否安康，工作是否顺利。然后，笔锋一转，她写道，自从上次在“光明邨”一别，她“日夜思念”，觉得方俊“为人正直，才华横溢”，是她“从小到大，一直都在寻找的理想伴侣”。字里行间，透着一种被精心教养出的、恰到好处的温柔和矜持。
信的末尾，她写得更直接了。
“方俊同志，我听我父母说，您父母也对我非常满意。家父家母，也希望您能早日回沪，与我一同，为祖国的纺织事业贡献一份力量。您在部队虽然屡立战功，但上海毕竟是国际大都市，更需要像您这样有文化、有本事的青年。我……我会一直在上海等着您。希望您能早日归来，与我携手，共创未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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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俊看着这封言辞委婉、却字字句句都透着一股子“准儿媳”姿态的信，心里感到一阵阵恶心。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件摆在橱窗里的商品，被父母和张晓雯的家人，用最“体面”的方式，打包，出售。那份来自“大上海”的优越感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狠狠地掐住了他的喉咙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他把这两封信，像烫手山芋一样，狠狠地扔在了桌子上。他感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由家庭、体制和个人情感编织而成的巨大囚笼里。他想呐喊，想挣扎，却发现自己早已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。
他想起在南疆战场上，炮火再猛烈，他都能咬紧牙关，指挥若定。可现在，面对这两封薄薄的信，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和绝望。那炮火，是看得见的敌人，是可以用鲜血和生命去对抗的。可这无形的“红线”，这来自家庭和体制的“制约”，却像一张绵密的蜘蛛网，无声无息地将他困得动弹不得。
他唯一的出路，仿佛就只剩下那条用“谎言”编织出来的“羊肠小道”——他已经在老将军面前“杀死”了李秀莲。现在，他又要用另一个谎言，去回应这个来自上海的“准儿媳”。
方俊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外面，军区大院里，一派宁静祥和。夕阳的余晖，将高大的古榕树拉出长长的影子，像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。可这和平与美好，此刻在他看来，却显得如此的讽刺。
他想起了杨岚那双含着泪的、饱含期待的眼睛。她曾鼓励他“为那朵带血的玫瑰去抗争”。可现在，那朵带血的玫瑰，已经被他亲手，用现实的冰水，浇灭了最后一丝火苗。
他紧紧地攥着拳头，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。那剧烈的疼痛，才让他从这近乎窒息的绝望中，稍微清醒了一些。
他知道，自己不能倒下。他还有老将军的回忆录要完成，他还有未来要面对。他必须找到一种方式，去应对这一切。而现在，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将所有的痛苦和挣扎，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。他拿起桌上的笔，重新回到老将军的回忆录中。他要用更严苛、更偏执的方式，投入到文字的世界里，试图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，来麻痹自己的神经，让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空闲，去思考那些足以将他溺毙的纠结情感。
他想用工作，在自己和杨岚之间，重新筑起一道高墙。因为他心里太清楚了，自己的身世、经历，跟杨岚那种真正的“白兰花”是天差地别。他是个背负着父辈有“历史问题”的大头兵，即便立了功，也只是“借调”。他拿什么去回应她那份纯粹的感情？他甚至能感觉到，那束在书房里盛开的白兰花，此刻，似乎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。
而此刻，在不远处的二号楼里，杨岚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封刚刚收到的信件。信封上，印着“上海纺织厂”的抬头。那信，是吴志刚转给她的，说是张晓雯的父母特意托人转交。
她缓缓地打开信封，一张清秀的、带着羞涩笑容的照片，从信封里滑落出来，掉在了她的膝盖上。
照片上的女孩，叫张晓雯。
杨岚的目光，落在了照片上那女孩清秀的脸上，又落在了信纸上，那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