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的南方，像个没拧干的热毛巾，湿乎乎地捂在人身上，喘口气都带着一股子咸腥味儿。
绿皮火车的车轮碾着铁轨，发出“哐当、哐当”的催眠曲。车厢里，汗味、方便面味还有不知谁带的咸鱼味儿，拧成一股绳，一个劲儿地往人鼻子里钻。方俊对此恍若未闻，他靠着车窗，视线像是被窗外飞速倒退的芭蕉林和水田黏住了。
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衬衫，袖子一丝不苟地挽到手肘，露出的小臂肌肉线条分明，是常年锻炼的痕迹。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因为长时间没怎么说话，显得有些过分严肃。他的目光很沉，像深潭，偶尔眨一下，才透出点活气儿。
搁在腿上的军绿色帆布包洗得有些发白，包口露出一本的《当代文学概论》，书页边缘卷了角，显然是经常翻看的。一个三十来岁、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，还在啃这种电大教程，在同车厢的人看来，多少有点稀奇。
“同志，喝水不？”邻座一个穿着花衬衫、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，咧着一口白牙，笑得挺自来熟。这年头，这种打扮的，不是“倒爷”就是“待业青年”，透着一股子不安分的精明。
方俊回过神，视线从年轻人手腕上那块明晃晃的“精工”电子表上一扫而过，礼貌地摇了摇头：“谢谢，我这有。”
他没说谎，包里确实有水壶。但他不想和陌生人有过多交谈。自从离开炮师营房之后，他像个蚌一样，把自己紧紧闭着。炮兵师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已经上交，换来的是一张崭新的转业证明，和一个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的单位——海州市海关调查处缉私警察分队。
海关，警察。两个词，硬生生给凑到了一块儿。
火车发出一声悠长的鸣笛，速度渐渐慢了下来。广播里，播音员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，甜腻腻地播报着：“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前方到站，海州站……”
方俊站起身，单手拎起那个分量不轻的帆布包，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撑了一下座椅扶手。动作很稳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刚才起身的瞬间，左腿膝盖像是被针扎了一下，一股熟悉的酸麻感顺着神经悄然爬升。
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重心，将那丝不适压了下去。
走出车厢，一股热浪夹杂着人声，铺天盖地涌了过来。海州火车站不大，却挤满了人。南腔北调的叫卖声，急促的自行车铃声，还有“大哥大”（虽然多数是模型机）特有的咋咋呼呼的铃声混杂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鲜活又混乱的市井画卷。
空气里那种独特的、混杂着海洋与工业废气的味道，让方俊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。这里的一切，都与他过去近十年军营里过的规律、严整的生活，格格不入。
他按照转业办给的地址，在站前广场找到了去往市区的公交车站。牌子上写着“2路”，终点站是“老港码头”。他要去的单位，就在那附近。
挤上那辆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，方俊找了个角落站定。车子一启动，柴油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车厢里的人像被装进了筛子，随着坑坑洼洼的路面来回颠簸。
他看到街边有女人穿着鲜艳的连衣裙，卷着时髦的大波浪；小伙子们穿着喇叭裤，扛着单卡录音机，里面放着邓丽君软绵绵的歌。墙上，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巨幅标语刷得煞白，旁边紧挨着的却是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的土味口号。
一切都显得那么矛盾，又那么富有生命力。这片土地，像一个被烧得滚烫的锅炉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往里头添柴。
大概四十分钟后，公交车在一个挂着“海关路”牌子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方俊下了车，一眼就看到了那栋五层高的米黄色办公楼，楼顶上，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门口没有挂“海关调查处”的牌子，只挂着一块“海州海关”的铜牌。门口站岗的武警看到他一身利落的打扮和那个标志性的帆布包，眼神盘问了一下，但没阻拦。
方俊走进大院，按照路牌指示，绕到主楼后面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