洮而西，日南而南，辽海而东，天有殊气，地有殊理，人有殊质，物有殊产。”
（大漠以北，黄河、洮水以西，日南郡以南，辽东以东，天空有不同的气候，大地有不同的法则，人有不同的禀赋，物产有不同的种类。）
他描绘了一幅多元并存的世界图景，强调差异的天然合理性，继而提出其理想中的秩序：
“各生其所生，养其所养，君长其君长，部落其部落。彼无我侵，我无彼虞，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。”
（各自生长于其所生之地，养育于其所养之物，有自己的君主和首领，有自己的部落和组织。彼此不互相侵犯，互不疑虑，各自安守自身的秩序而不互相亵渎干扰。）
这番言论，与徽宗那充满攻击性、欲将“异类”排除在道德共同体之外的论调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朱熹并非主张无原则的退让，而是强调基于差异的尊重与和平共处，以“不相侵渎”为界限，构建一种稳定的天下秩序。这既是其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哲学在政治层面的延伸，也是对当下朝廷盲目自大、可能引火烧身倾向的委婉谏言。
朱熹话音落下，垂拱殿内一片寂静。方才激昂附和的众臣，有的陷入思索，有的则不以为然。徽宗赵佶脸上的锐气未减，但眼神中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光芒。他体内那股受铁木真意志影响的深红真罡仍在鼓荡，渴望着征伐与掌控，但朱熹那基于天理人心的醇和之声，如同一道清泉，试图浇熄这躁动的火焰。
朝堂之上的理念交锋，并未因灭金之胜而平息，反而因触及立国之本与未来战略，变得更加尖锐与深刻。大宋这艘巨轮，在驶向未知的航道上，面临着是乘风破浪、锐意进取，还是持重守中、厚植根基的艰难抉择。而徽宗心中那团被“英雄气”点燃的野火，与朱熹所守护的“天理”秩序，之间的张力，已在这廷议之上，清晰可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