汴京的旨意，裹挟着宋徽宗赵佶日益增长的、混合了铁木真“英雄气”的掌控欲，跨越重洋，重重地压在了海东总督宋江与军师吴用的案头。旨意中，徽宗对海东目前的“渐进教化”似有不满，认为过于迟缓，责成二人需以雷霆手段，从根本上瓦解东瀛旧有社会结构，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，以实现“小国寡民，易于驱使”的长治久安。
“陛下这是要行商鞅之法于海东啊……”吴用捧着圣旨，眉头深锁，对宋江道，“然此岛非秦地，民心未附，旧族尚存，强行均田裂土，恐激生大变。”
宋江沉吟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决断：“陛下旨意已下，岂容置疑？况国师（刘混康）‘分而治之’之策，亦需此等根基。非常之时，当用非常之法。学究，你我当精心筹划，务求一击必中，纵然血流成河，亦要为我大宋在东瀛奠定万世不易之基！”
一、 均田令下，釜底抽薪
吴用领命，迅速拟定《海东均田令》与《郡县改制疏》，以总督府名义颁行全境。
1. 土地国有，计口授田：宣布海东所有土地，无论原属皇室、公卿、寺庙或武士庄园，尽数收归大宋国有。然后，以家庭为单位，严格按照“计口授田”原则，不论出身，只论现有人口（包括归化“野人”及部分“兽人”家庭），平均分配耕地。每丁（成年男子）授水田若干，女子及老幼减半。此举旨在彻底摧毁建立在土地依附关系上的封建领主制（庄园公领制），将农民从对旧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，直接效忠于大宋官府。
2. 清算旧贵，剥夺根基：原有的大小名主、庄园领主、寺庙神社的土地产权凭证一律作废。其中，凡被划为“兽人”且有过抵抗记录的武士家族，以及所有被认定为“禽兽不如”者的家族，其土地全部没收，家族成员或继续服苦役，或流放至偏远海岛、矿山。对于少数被划为“人”或“野人”、且表现顺服的旧贵族，则允许其保留等同于平民份额的土地，余者充公。这意味着，昔日高高在上的公卿、武士，瞬间失去了经济基础，与普通农夫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
3. 鸟羽悲歌，象征性安置：对于被软禁的鸟羽天皇及其极少数直系亲属，吴用给予了“特殊照顾”——在京都（定海城）郊外划拨一小块土地，象征性地允许其“自食其力”，实则是一种更具侮辱性的监控。鸟羽天皇握着锄头，望着陌生的田埂，悲从中来，这比直接的囚禁更让他感受到王朝的彻底终结。
二、 郡县置守，分权制衡
在行政体制上，吴用大刀阔斧，完全仿效中原，彻底废除原有的国、郡、庄等旧制。
1. 设立郡县：将海东全境划分为若干府、州、县，如定海府、九州州、出云县等。各级主官（知府、知州、知县）均由宋江、吴用从梁山旧部、早期投靠的宋人官员乃至极少数在科举中表现优异、忠心可靠的归化者中遴选任命，直接对总督府负责。
2. 乡里保甲：在县以下，推行乡、里、保、甲制度，十户一甲，十甲一保，层层编组，实行连坐。甲长、保长多由早期移民来的宋民或积极归化的“野人”担任，负责催缴赋税、维持治安、监控邻里，将统治触角深入最基层。
3. 孤立策略：对于那些因失去土地而心怀不满、暗中串联的旧武士、落魄公卿，吴用采取了 “或杀或流放” 的冷酷政策。一旦发现有任何试图恢复旧秩序、煽动叛乱的苗头，立即由石秀的光明卫或当地驻军进行精准打击，首恶及其核心党羽一律公开处决，家属及参与者则流放至条件更为恶劣的偏远地区，使其力量无法聚集，如同失去土壤的种子，在孤立中枯萎。
三、 成效与暗伤
这场自上而下的激进改革，如同一次对社会肌体的粗暴解剖。短期内，效果显着：
· 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平民（原“野人”阶层）获得了土地，生产积极性提高，对宋廷的抵触情绪有所减弱。官府税收因直接面向广大小农而变得稳定。
· 旧有的武士、公卿阶层被彻底打散，经济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