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始倾向于“性无善无恶”论。他们认为，人性如同一张白纸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东瀛民众之所以如此，皆因“习”也——是数百年的岛国环境、独特的文化习俗造就了其矛盾的性格。如今要改造，非仅靠宣扬性善，而需彻底改变其“所习”，包括环境、制度、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，这是一个更为庞大、更不确定的工程。
吴用站在理论的十字路口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。他依然希望相信朱熹的性善论，那是王道政治的基石。但眼前的现实，却不断将性恶论的怀疑与无善无恶论的无奈推到他面前。他意识到，或许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，既有向善的无限可能，也有堕落的深渊，更有巨大的可塑性。任何单一的理论，都无法完全涵盖其在具体历史、社会条件下的复杂表现。
“教化之道，莫非真如逆水行舟，非惟需指引光明之岸，更需时刻警惕水下之暗流与漩涡？” 吴用搁下笔，望着窗外海东阴晴不定的天空，心中充满了对人性深不可测的敬畏，以及对前路更加审慎的思索。东瀛的实践，不仅是在改造一片土地，更是在叩问着关于人类本源的永恒谜题。这条教化之路，因触及人性最深处的矛盾，而显得愈发歧路丛生，艰难无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