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书房内，刘混康一番引经据典，将音乐提升至教化根本的高度，无疑为困顿的东瀛治理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。他那番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”直至“六情”感物而声变的论述，清晰地剖析了音乐与人心、外物之间幽微而直接的联动关系。
宋徽宗赵佶本就是艺术上的巨匠，闻此深以为然，眼中焕发出知音般的光彩，当即接口，以其对艺术政治的深刻理解，将刘混康的理念拔高至治国方略的层面：“六者非性也，感于物而后动，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。故礼以导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壹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礼乐刑政，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” 他明确指出，哀、乐、喜、怒、敬、爱这六种情感表现并非固定不变的恶性，而是感于外物而生，因此圣王格外谨慎地选择用以感化民众的内容。礼、乐、政、刑，终极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为了统一民心，实现天下大治。音乐，在此与礼、政、刑并列，成为了王道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朱熹亦抚掌表示赞同，但他从理学角度补充了关键的约束与引导原则：“感物于心而使此心不逐于物，醉心于乐者之大患也。七情六欲之盛，防不胜防之心，不可不以礼导之，以乐和之。享醉之陶冶，袪醉之迷狂，鼓舞人心，舍礼乐其谁也？” 他强调，人心感于外物，但要确保心不被物欲牵走，沉迷于音乐本身也是大忌。对于旺盛的情感与难以防备的私心，必须用“礼”来引导方向，用“乐”来调和情绪。既要享受音乐陶冶性情之功，也要祛除可能导致的迷乱狂放，真正鼓舞起人向善之心，除了礼乐配合，还有什么能做到呢？
三位德高望重、实力超群的巨擘，他们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不谋而合！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。徽宗听闻后，毫不犹豫地下达旨意，命令宫廷教坊司立刻行动起来。
教坊司的官员们不敢怠慢，他们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经过一番精挑细选，最终选出了一批通晓乐理、技艺高超的乐师。这些乐师们都是音乐领域的佼佼者，他们不仅精通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，还对乐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。
为了确保这支“宣化乐班”的专业性和权威性，徽宗特别指定了一位深谙儒道经典的大乐正来统领。这位大乐正不仅在音乐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，还对儒家和道家的经典着作有着深入的研究。他的学识和修养无疑将为这支乐班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这支“宣化乐班”便踏上了远赴海东的征程。他们肩负着传播音乐文化、宣扬皇恩浩荡的使命，一路风餐露宿，不畏艰辛。
乐班抵达后，并未急于演出。吴用亲自陪同，令通译详细讲解东瀛民情，尤其是那些郁结难舒的怨愤（如失地领主）、潜藏躁动的暴戾（如顽抗武士）、以及普通民众的迷茫与恐惧。乐师们仔细聆听了东瀛原有的音乐，如哀婉的尺八、激烈的太鼓、幽玄的声明，感受其情感基调与节奏特点。
在此基础上，大宋乐师们开始了艰苦的创作与排练。他们并非简单照搬中原雅乐，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融合与创新：
针对怨愤之气，他们创作了《安业之章》。乐曲以悠远平和的埙、箫为主奏，辅以沉稳的古琴，旋律舒缓而充满希望，描绘一幅春耕秋收、安居乐业的田园画卷，意在安抚那些因失去土地而心怀不满者，引导其将精力投向新的生产生活。
针对暴戾之心，他们谱写了《止戈之舞》。此曲融合了中原武舞的雄健与燕青相扑的沉雄步法，配以节奏鲜明、却不失庄重的鼓乐与铙钹。舞蹈动作刚劲有力，但意在表现力量的控制与武德的崇高，而非杀戮的欢愉，旨在将武士的勇悍引导向“止戈为武”的境界。
针对迷茫恐惧，他们排练了《同仁之颂》。乐曲采用宏大的编钟、编磬为主，间以清越的琵琶与婉转的笙，歌词取自《诗经》中描写和睦、仁爱的篇章，以及新创作的宣扬“四海一家”、“王道荡荡”的诗赋。音乐庄严、光明、充满凝聚力，旨在驱散恐惧，构建对“大宋仁政”的认同与向往。
演出首先在定海城最大
